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怎么才能让“盐商从业的标准提高”，从而达到“以票盐之名、行纲盐之实”的地步呢？
吴敬梓又道：“盐改之方向，无非是放开盐引，让小商人入场。那么，盐改本身是天下悠悠之口，早晚要动的。”
“要做的，就是变而不变。”
“所谓变，是让天下那些说要盐改的人，无话可说，确实改了。”
“所谓不变，就是到最后控制盐的人，还是郑兄这样的人，实则没改。”
“这‘变而不变’的关键，郑兄可知在哪？”
郑玉绪已经隐隐约约地触摸到了那层关键，但却一时间找不到发力点。
他已经认可了吴敬梓的思路，思路肯定没错，这个思路很新奇，但非常有效。
关键就在于，怎么把这个思路，变成现实？
他起身冲着吴敬梓作揖，恳切道：“还请赐教！”
吴敬梓道：“其中关键，就在楚北、皖西、江西等远地。”
“这票盐改革的呼声，已经沸沸扬扬，想来郑兄也多读这些文章。只是……”
说到这，吴敬梓带了些嘲讽地笑了一笑。
“只是松江府的那群人没有跟着呐喊，他们在忙着赚钱。如果那些人入场，就定会指出这些改革说法里的一个重要漏洞——小盐商，是否有资本、有能力，将盐运往更远的皖南、楚北？”
“如果票盐法，是只要给钱拿票，就能到处卖，是否会造成靠近盐场附近的盐泛滥、而远离盐场的地方无人起运？”
“如果票法再配合纲法，分为不同的盐区，甲地票不能在乙地卖，那么这和纲盐又有什么区别？无非原本是每年收税的时候给钱，现在是卖票的时候给钱，郑兄难道不能直接把票全买了？”
“如果不分引地盐区，只要是淮北盐场的覆盖范围就可以随便卖，那么谁愿意去远的地方？小资本小散商是否有那等财力，去皖南楚北？”
“若不能覆盖盐区偏远之处，岂不仍是私盐横行？”
“朝廷要的，是打击私盐。但显然，这样只是打击了江苏河南的私盐，却加重了江西、湖北、安徽的私盐。此其一也。”
“其二，小商人入场，就不提是否有资本转运到湖北皖西等远处，只说他们三五百斤一引，怎么查？是不是比大船更容易携私？”
“这么改，只能让江苏河南皖东的私盐收敛，却无法触及到私盐真正泛滥的湖北、江西。”
正所谓，打蛇打七寸。
吴敬梓的这番话，正打在了朝廷盐政改革的七寸之上。
如果拿百姓说事，那么，完全市场化的盐改，能否惠及到偏远地区？
商人求利，怎么保证商人去买盐业概念里偏远地区的盐票？
如果不拿百姓说事，别扯大旗，谈实在的，谈盐税、谈私盐。
那么，这么改，等于是两淮直接放弃了江西、湖北、皖西的官盐市场，彻底扔给了私盐。
这里面是这么个道理：小商人，是无力承担盐业概念上偏远地区的销售所需的资本的。
按照那些人嗷嗷叫的盐政改革方案，整个淮北覆盖的四五十州县府，都算作“淮北销售区”。
最低300斤，就能入场。
入场买票，就能在整个淮北销售区售卖。
确实，立竿见影，两淮地区的私盐可以瞬间绝迹。
但远处呢？
完美市场条件下，理论上，只要利润够，那么一定会有人去卖的。
但问题就在这个“完美市场条件”是否存在？
散商买的官盐，运转到湖北，周转多久？资本是否充足？利润几何？
私盐本来就存在，私盐在那卖，卖不出去官盐，收不回本，是否还会再去？
这个时代和后世最大的区别，就恰恰在这个运输成本、周转周期上。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搞盐纲法、搞窝商的另一个目的，是集体运输，方便查走私。
现在搞小商人入场，三百斤一船、五百斤一船，今天走、明天走，这走私不得走飞了？
查的过来吗？
大顺的官员不懂太多的经济学术语，可不代表他们不明白。
这一次盐政改革的思路，是标准的市场竞争思路。
列出的优点，一共四条。
其利一：票商少费，则盐价日贱，贱则可胜私。
其利二：票商携本二来，先税后盐，再无欠税之弊。
其利三：票商量力而行，即便资本无多，亦准其贩运，则广生民间生计。
其利四：商贾各自竞争，恐人之不买己货，固其盐必洁白，以质取胜，百姓得利。
即，只要放开市场化经营，那么不但老百姓吃的盐越来越便宜，而且在充分竞争之下，各个盐贩子的盐必然不敢以次充好，肯定盐的质量越来越高。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官员的思路好像也没错。
但有两个问题没考虑到：
其一，怎么保证商人集团不用资本垄断盐票？靠朝廷干涉？那岂不是和改革的指导思路背道而驰？
朝廷怎么干涉？给足够的权，那不是又退回到盐官谋私的老路了吗？不给足够的权，靠什么管这些加起来几千万两的大盐商？
其二，远离食盐产区的地方，小商贩是否有资本承担这么远的运输、周转呢？
而对大商人来说，为什么不在方便销售的地方卖呢？为什么不主占优良市场呢？
谁会去主动为百姓着想，自己专门抢远处运输不便地方的盐票？
好的销售区，大家抢破头。
不好的销售区，无人问津。
抢破头的地方，恶性竞争；无人问津的地方，私盐泛滥。
当然，这可能只是一个说辞。
但这个说辞，却可以作为理由，引出盐商真正想要的东西。
这些大盐商怕的是什么？
怕盐票卖钱吗？
他们又不缺钱。
他们怕的是“三五百斤就可以承办买票”。
那么，什么叫“以科举之名、行孝廉之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