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教国家的“诋毁”，刘钰也就是点到即止，无非就顺便再说了说新教国家的美洲殖民地原住民都死光了这点事。
天主教当然也不是啥好鸟，但有一说一，旧教殖民地的人确实没死光。
五十步笑百步，偏偏有时候是真能笑的。
他说的这种“人与畜生”的感觉，也算是解开了齐国公在欧洲这几年一直心存的诸多疑惑。
回想这几年在欧洲的点点滴滴，那些有意无意中的文明冲突的细节，一个差不多可以自圆其说的解释也渐渐在齐国公的脑中成型。
同时也似乎更加理解刘钰为什么早早就把目标定在了那些新教国家，不管是荷兰还是英国，甚至在计划中要被推到英国那边的普鲁士。
齐国公心想，似乎按这个说法，这些新教国家更极端，更容易拿别人不当人？
然而这普鲁士倒是没看出来有什么太过拿人不当人当畜生的事，暂时看着挺正常的啊。
将这个疑惑一说，刘钰实在忍不住，噗嗤一声笑了出来，心道那都不是看做人和畜生了，直接往肥皂上奔了，连畜生都不是了。
苦笑了半晌才道：“普鲁士？且看将来吧，若它能在这场纠结了儒、旧天主两姐妹、东正罗刹的反新教大同盟活下来，日后也未可知。”
渐后，齐国公似是想到了什么，笑道：“守常啊，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到，你要拉的合纵连横，倒是有些意思。”
“等于是拉上东正、旧天主、本朝名教，对抗新教？”
“可见你对新教着实警惕啊。你觉得其实天主教威胁反而没那么大？”
刘钰摇摇头，又点点头道：“是也不是。”
“我自警惕天主，但天主教成不得事。教条颇多，便难在本朝传播。东正更不必提。”
“但于新教，这就另有说法。”
“凡有圣人之学，欲要变革，必称复古。”
“所谓新者，往往就是极旧。”
“也非是欧罗巴如此，本朝、日本、朝鲜，其几道新学，或者‘宋儒不灭、真儒不兴’；或言‘破一分程朱、近一分孔孟’。那他们到底算是新学？还是旧旧学？宋在春秋之后，他们要回先秦之学，却称自己是新学；而在先秦之后的宋学，倒成了旧学。”
“代之以新教、旧教，虽不一样，道理却是一样的。改新、改新、越改越旧，越改越原。”
“倒是旧教，日后可能会出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事，不知道会把经文解成什么意想不到的东西。更老的东正，多半也就儒教化了，封个衍圣公置于皇权之下；更近的新教，反倒最可能原教化，最是狂信难改，半点动不得。”
“耶稣会这边，和东正教，走的都是‘附儒辟佛’的路子。但听起来新、便觉得似乎一定更宽容的新教，是绝不可能走‘附儒辟佛’这条路的。”
“哪种危害大，不好说。可能附儒辟佛，比狂信狂热危害更大，藏得更深。”
“但因各有教廷、牧首管着，其实也是戴着枷锁。若不本土化，便难传播；若本土化，其内部又不许。”
“是以其在美洲等文明原始之地，或许传播。但于本朝，实则极难。”
“此其一也。”
齐国公对此倒是不担心，挥手笑道：“附儒辟佛的路子，倒真是这么回事。但也就是赶上了好时候，自前朝末，便多有大儒觉得宋儒为释家所污，非要正本清源，否则被天竺释家所染的儒学不改，早晚必要重蹈明末之祸。”
“利玛窦倒是会见缝插针，抓得一手好时机。但再这么附儒辟佛，有些东西终究是冲突的。”
“他是附儒辟佛，然后重注六经，重解上帝之名号。但那些反宋儒、为祛除释家所染的，岂能分不清这个？”
“祛了旧污、却添新染？”
“无非就是本朝对宋明儒学破而未立新，却少个大儒破后立新悟道。但越是这么僵着，他们想要附儒辟佛就越难做。”
“你这么说，确实有理。本朝只要禁绝，罗马教廷依旧尚有指示，便难传播。”
“我于法国时候，法国有号伏尔泰者，闻天朝禁教，亦言：天朝的天主教徒是听皇帝的？还是听教廷的呢？若是听教廷的，哪一个皇帝会允许自己的臣民侍奉另一个皇帝呢？”
“既有此等道理，确实还是可以管住的。其二呢？”
刘钰想了想，没有直接回答其二，而是问道：“岳父大人觉得，佛教、白莲弥勒，此二者哪个为大患？”
白莲教那是造反专业户，谁都反，这问题齐国公只笑了笑，连回答都没回答。
刘钰又道：“新教所谓因信称义、各印经书，自旧教脱离，没有教廷管束，其实很容易走向由佛而为白莲弥勒的路子上去。”
说到这个，齐国公不由吸了口凉气，细细一想，似乎好像确实有可能。
齐国公虽然去欧洲次数颇多，从罗刹到法国，东正旧教新教国家全都去过，但要说真正分清楚这几个教派间的区别，却是极难。
不过，大顺既然禁教，烧毁的圣经版本可是不少，从表皮来看，很多大顺的大臣还是很容易“分清”这几个教派的区别。
当然，只是表皮的区别。
聂斯托利派翻译的圣经，叫《真经》、《旧法》。
旧教内部派系，也有两种不同的译法。
耶稣会翻译的名称是“上帝”。
多明我会认为上帝是异端，用的“陡斯”。
折中派既不想反教廷，又希望本土化，用的是“天主”，取《史记·封禅书》里的“一曰天主，祠天齐”的天主一词。
但天主这个词其实也被否了，因为有人把司马迁的《封禅书》翻译到了罗马那边，天主后面还一句“一曰天主，祠天齐。天齐渊水，居临淄南郊山下者”。
要是用天主这个词的话，便等于说淄博南边的山才是天主圣山，所以实际上天主教这个说法理论上也并不存在。
东正教翻译的时候，尽可能避开这些问题，用的是“道”、“神”这种概念，约翰福音开篇是“太初有道、道即为神”。但很快，也被上面否了，因为用“道”这个概念，按照西方的词汇，有点偏重于希腊那一套了。
至于新教的经书，此时还并未翻译。
齐国公想到之前禁教时候的东正、天主的那些翻译问题，以及由翻译问题引发的诸多争端，似有所悟。
似乎，刘钰的意思是说，这都是一群咬人的狗。
但东正、旧教，是被链子锁住的。
哪怕利玛窦那样的人，抓住了明末反思儒学被释家所染的机会，大肆搞本土化替代的“正确”路线，也被教廷紧急叫停。
单单一个“天主”、“上帝”、“神”的翻译该用哪个词，旧教这群人就挣了快一百年了。
而新教，则像是一群没有链子拴着的疯狗。不一定能搞成什么样。
这也就是刘钰说的“佛教”和“白莲弥勒”的问题。
大顺对天主教不视之为邪教，只是视之为文明冲突，禁教是皇权和罗马教廷之间的争端，文化对抗体现在儒家士大夫和传教士争夺“道”、“天”、“上帝”、“太极”、“气”之类的解释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