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都是单纯的、自由贸易意义上的纯粹商业问题。
包括战争导致的供小于求的涨价、英法争夺印度导致的大顺趁虚而入垄断一些商品的销售等等。
在纯粹商业问题外，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
那就是对南洋的统治，大顺与荷兰的统治成本是完全不同的。
首先明确一点：
东南亚，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不是荷兰政府的。
南洋，是大顺朝廷的，不是大顺西洋贸易公司的。
由此才衍生出了诸多的差异。
荷兰人在东南亚的统治，一切为了垄断，一切为了利润。
大顺在南洋的统治，垄断，只是统治的副产品。
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南洋的垄断，是要公司全额承担成本的。
大顺在南洋的垄断，作为统治的副产品，是有一部分国家财政支撑的。
而这部分财政支撑的海军、驻军、归义军、陆战队，不是为了南洋而专门设置的，是将来夺取印度、皇帝想收印度的土地税的副产品。
现在闲着也是闲着还得发军饷，顺便就暴力垄断了。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非公司雇员，voc不欢迎他们来东南亚。
来干啥？来当私商，分走公司的利润？来当走私贩子？
东南亚是公司的，不是荷兰政府的。
所以巴达维亚的糖厂甘蔗园，八成是华人在干；各个岛屿之间的贸易，八成是华人在做；公司与土著之间的中介，八成是华人在当。
荷兰非公司员工控诉巴达维亚总督对华人太好而对本国人民太差，又不是没发生过的魔幻事件。
本族人口不足，中间阶层的媒介又被多加提防，这本身就是个极大增加统治成本的要素。
南洋是大顺的，不是大顺西洋贸易公司的。
大顺朝廷是鼓励百姓下南洋的，不然留在内地，人地矛盾，准备让好容易无害偶像化的铲平王，再出人间化身？
赶紧滚去南洋，去的越多越好，只要能去，啥政策都给，反正政策不花钱。
本族人口巨量，基本控制着经济中间环节和上层环节，统治成本就比荷兰人低得多。
荷兰的私商，有能力把货运到欧洲去销售。
大顺的私商，只能去大顺国内卖，资本雄厚的大公司在欧洲尚且站不住脚，私商凭什么去欧洲卖货。
荷兰东印度公司，重要的利润来源就是南洋。
大顺的西洋贸易公司，南洋只是个普通的货源地，论价值都比不上茶丝。
荷兰东印度公司，要以严苛的手段，控制丁香之类的产量，确保价格。因为资本不厚，只能增加单位利润。
大顺西洋贸易公司，资本雄厚，要以宽松的手段，增加丁香的产量，从而打价格战击溃巴西的丁香木，重夺欧洲的丁香市场，赶走替代品，重新完成欧洲香料市场的垄断。
在土著眼里的荷兰，就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就是那几千驻军，首都就是巴达维亚。
而南洋是中国的传统影响范围，土著眼里的大顺，是个从西域到鲸海的巨大帝国。
土著眼中的荷兰，荷兰人吹嘘的自己大西洋上也阔过的舰队，既来不了，那就不存在。
所以是可以反抗的、有机会赢的。
土著贵族眼中的大顺，是无法反抗的，是赢不了的——反抗荷兰，意味着只需要攻下巴达维亚；而反抗大顺，意味着需要攻下大沽口、炮击紫禁城，否则就要面临泰山压顶一般的报复。
尤其是刚伐过日本，夺取南洋，炫耀了一波武力的、千年来听多了名字的天朝。
二者的心理抉择难度是不一样的。
荷兰公司的驻军，既是“卫所兵”、也是“京营”。
打不了大仗，三五千人的极限规模，使得往往一场起义、一场反抗，就要打个七八年，拆了东墙补西墙，兵力总是捉襟见肘。
大顺公司没有驻军，在南洋的驻军是朝廷的驻军，只是守备军。大顺真正的野战部队，另有规模。
真要是爆发了大规模的贵族反抗，正规野战部队可以迅速集结。大顺不用拆了东墙补西墙，只要借用一下广州、锡兰的野战部队即可。
这里面对公司而言的成本就大不相同。
荷兰东印度公司必须养兵，但不能养太多兵，否则养不起。
大顺朝廷必须养兵，平日哪怕不用，那也得养。
今天南洋打仗了，就把广东锡兰的兵调过去，公司只需要支付调动军队的开支，不需要支付平日里养兵的钱。
总不能说平日不用，朝廷就不养兵了吧。
军费的真正大头是平日养兵——这也恰恰是荷兰东印度公司选择极限压榨的原因，平日养兵也是花钱的，干嘛不打仗获取压榨利润呢，公司算计的明白着呢。
荷兰东印度公司眼中的南洋，是个一切为了赚取利润的殖民地。
大顺皇帝、朝廷眼里的南洋，是大顺稳定的泄压阀。
只要南洋能保证每年容纳足够的下南洋人口，能容纳十万，这省下来的统治成本，可就比靠竭泽而渔的手段榨取的那点点油水强多了——去年苏北水灾，救灾银28万两、漕米70万石，蠲免十几个州县三年税收，调动五千军队防止出事。
荷兰东印度公司，考虑的是怎么赚钱。
大顺朝廷考虑的，是怎么省钱。
尤其是赈灾、维稳的钱，这是大顺几乎全部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用处。
荷兰东印度公司，赚钱才是盈利。
大顺朝廷，省钱就是赚大钱。
种种差异下，在巴达维亚周边，在西爪哇，这个荷兰人原本统治、被大顺接盘的地方，出现了强烈的对比。
某种程度上讲，甚至是非常搞笑的。
“先进的”、“自由的”、“商业的”、“进步的”、“资本主义的”荷兰，在巴达维亚周边，搞最落后的、农奴制变种、快退到奴隶制的“强迫种植制”。
所谓“落后的”、“集权的”、“小农的”、“封建王朝的”大顺，在巴达维亚周边和西爪哇，搞激进的、此时最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土地改革：自由买卖、土地私有、按亩纳税。
当然，这在大顺的字典里，叫“均田”。
因为按照大顺理想化的统治模式，或者说历史造就的惯性，大顺对征服地区理想化的统治模式是这样的：
均田。
编户齐民。
里正负责收缴税。
官府进行统治。
没有豪绅、当地贵族来妨碍统治。
形成皇帝——六政府——地方官——里正保甲——一个个小农，这样的垂直模式。
包括在内地，这也是理想化的统治方式。
问题是内地士绅阶层盘根错节，没法动。
按此时的一些说法，叫“朝廷在中原吃了士绅一千年的屎，去了南洋还要受这鸟气，再去吃南洋土司的屎？”
内地士绅的屎，谁当皇帝都得梗着脖子吃，不吃不行。
这到了南洋，既没有科举出身的官僚关系，也没有开国功勋的土地占有，几十万华人百姓，多数都是底层。少数可以乘马车出入前总督府的高等华人又是根本不被信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