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了农村，回到了城市，整体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个时代不算好，不过松江府是富庶之地，那就大不相同。
刘钰等人要去走访一些纺织作坊。而松江府的大街上，也有这一次跟随着刘钰一同入京的东南亚各国的贡使，以及一部分西欧人。
前者是为了朝贡，确认一下东南亚的新主人；后者则是嗅到了商业机会，希望填补荷兰人走后的空缺，拿到香料的贸易权。
皇帝和朝廷对江南的富庶，还是很自信的。
故而但凡要展示国家富庶的时候，都会让贡使或者使节们，先在江南停留参观，然后再沿着运河经济带北上。这有点类似于隋朝故事里用丝绸缠树装点门面，都是为了外部的面子，但说不通的就是大顺此时对江南城市真的是自信而不是自负，故而不用刻意装点。
历史上马戛尔尼，以及其后的阿美士德来满清治下的中国，在拒绝开放北方港口和割让舟山之前，对华人还是留了点口德的。
至少在拒绝割让舟山做英国货栈之前，对华人的容貌评价，刨除那句“以容貌美丑而言，中国女子没有一人能凌驾欧洲女人之上者”这种主观美学评价外，评价还算可以。当然这时候华人上流社会看欧洲女子，也都是视之鬼妇，审美观差异过大。
其曰【男子多雄伟有力，四肢筋肉突起，无萎靡不振之相。余留意观之，忍不住吟诵莎翁之《暴风雨》之诗句：观此芸芸众生兮，叹造物之神奇；人类之美且大兮，吾乐乎新世界之自居。】
当然历史上满清和英国之间，在马戛尔尼访华之前十多年，就有过一些相当不愉快的交往。
英国商船休斯夫人号，在鸣炮致敬的时候，误装了枚铁弹，以至于打死了两个看热闹的人，结果按照英国人的说法，是当地官员蛮横地上船抓走了无辜的炮手处以绞刑；而英国人认为这属于失误，没有任何法律责任，连钱也不用赔。
包括更早之前的百夫长号泊靠事件引发的不愉快，使得欧洲对中国这边法律的评价，是挺负面的：中国法律是武断、残暴的、以命抵命的野蛮人时代的法律；和欧洲关于平等、正义或人性的观点不相容。
有了这些冲突和利益纠葛，有些话，不可不信，亦不可全信。
总归，这个时代终究是十八世纪40年代而不是90年代，此时大顺的江南城市风物，还是足够震撼这些外来者的。
欧洲人现在正享受着“借中讽欧”的启蒙运动让刘钰这个大顺人脸红的胡吹，即便如此，这些特许在松江府参观、准备北上觐见皇帝抓住香料贸易的欧洲人，也还没有那种期待极高而失望的情绪。
至于那些东南亚小国的人，则是彻底被震撼到了。松江府自来就是富庶之地，这些年又鼓励工商业，谓之样板，亦不为过。
松江府城中的人，对这些在街上游荡的外国人，也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惊奇。
大顺有了海军，并且可以确保保护海岸之后，大顺的贸易中心就开始北移。松江府，或者说长江中下游开放的前提，在一个封建帝制的大一统王朝看来，就是得有一支海军保证海上安全。
否则的话，西洋人的船队整天在漕运的关键点晃悠，肯定害怕。漕运是封建帝国的动脉。
满清搞十三行一口通商，肯定是封闭落后保守的表现。
一口是封闭落后这个确定的前提下，都是一口，为什么这一口选在广州而不是更适合的上海，这里面更多的还是统治术上的考虑。
大顺不是满清，大顺有了一支远洋海军，并且至少此时可以确定印度以东无敌。
那么，对废漕改海来说，或许还能说只是个必要不充分条件；那贸易中心北移，靠近到手工业中心和金融中心，便是一个必然结果了。
见的多了，也就不惊。
甚至松江府的人对西洋人的好奇程度，远远低于那些东南亚人。
因为即便贸易中心北移之前，一大堆耶稣会的天主教传教士在松江府，光徐光启的孙女，就在松江府周边捐建了130座教堂，几乎天天都见，又怎么能感觉到好奇呢？
反倒是那些东南亚人，之前在松江府可是少见。
而这种夷人在松江府溜达的场景，也让松江府那些搞手工业的、搞纺织业的，欣喜若狂。
他们喜的，不是什么万国来朝。那关他们屁事？
他们喜的，是上一次日本人被朝廷安排来松江府这里参观，然后对日贸易开启新篇章，他们的布匹销售也上了个新台阶；上上次瑞典人来松江府参观，展示天朝富庶，他们的棉布销售又上了个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