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勒里的初衷当然是好的，至少是为了法国的。
因为他知道，国王认为“经济、财政、制度，都是旁枝末节且无趣、缺乏激情的”。
而作为一个在密西西比泡沫爆炸后全面掌管法国的老丞相，弗勒里却知道，经济、财政、制度，是缺乏激情的，但却是国家争霸的基石。
现在法国的情况很特别，很特别。
非常特别。
不管是科尔贝尔统制经济的拥趸者、还是要求完全放开国家监管的重农学派、亦或是归结于小资社的经济浪漫主义，他们都需要找一个“别人这么干成功了”的例子。
因为二十年前，那个赌棍出身的约翰·劳，对国王说“民不加赋而国用足”。那时候，法国人是自信的、浪漫的，即便觉得没人尝试过，但时代风起云涌，没尝试过却成功的事多了去了，这才是新时代。
然而一波操作，搞出了1720年整个欧洲的经济危机，法国财政和国家信用处在崩溃的边缘。无准备金的纸币、年收益率3500%的股票回报率的忽悠、王家银行为泡沫经济呐喊助威……这都让法国人记忆犹新，心有余悸。
缓了将近十年，才堪堪缓过来。
从那之后，法国不管是启蒙运动、还是经济政策，都需要一个“别人这么干过、而且干的挺好”的经验来支撑。这种心态，一直到法革爆发，才全面扭转，开始不断地尝试新事物，一波又一波，成为人类社改试验田和革命老区。
至于此时。
科尔贝尔的拥趸者，说遥远的东方帝国，就是这么干的。数百年的改革者，也是政府全面监管、管控，以严格的标准和税收，让宋帝国的国库收入领先世界。
重农学派的拥趸者，说遥远的东方帝国，就是这么干的。无为而治，对经济没有任何的管控，财政收入主要从土地税来获得，免收一切形式的工商税，并对商业工业没有过分的监管。
伏尔泰说，遥远的东方帝国，就是绝对理性的立宪君主制度。
魁奈说，遥远的东方帝国，就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农业才是国家财富的源泉，农人穷困，则国家穷困；国家穷困，则国王穷困。
尤其是在经济制度上，法国的经济学家需要一个遥远的例子来支撑自己的论证。
因为20年前那件事，太吓人了，那场泡沫就是没有成功的例子来支撑而出现的，最终的结果就是国家财政差点崩溃，人们暂时不敢去相信那些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新奇的学说。
所有新奇的学说都必须扣上一个“别人这么干成功了”的论据。
大顺和法国，真的完全不一样。
包括大顺之前的春秋战国秦汉隋唐宋，都不一样。
只是看着像。不管是集权、修路、挖运河、官营经济，都只是看着像，但根本不一样。
然而弗勒里却认为，遥远的东方帝国，就是高度集权和科尔贝尔国家规划工业主义的集大成者。
既然，这个高度集权和科尔贝尔国家规划工业主义的集大成者，能够在两千年内，一直处在世界的第一梯队；既然这个高度集权和科尔贝尔国家规划工业主义的集大成者，能够在这个时代向欧洲疯狂地输出商品并且是绝对的贸易顺差。
那么，肯定是有值得法国借鉴、学习的地方。
弗勒里想知道，大顺到底采取了什么政策，能让大顺只吃金银、半点不吐？
弗勒里想知道，大顺到底采取了什么政策，能让大顺组织一场在万里之外的荒漠进行的数万人规模的会战？
弗勒里想知道，大顺到底采取了什么政策，能让大顺的手工业呈现出对欧洲完全碾压的发达程度？
这些东西，枯燥、无趣、叫人昏昏欲睡。
弗勒里清楚，他的国王陛下，不会把心思放在这些无趣、枯燥的事上，只会和大顺的特使一起，对着地球仪或者地图集，纵横捭阖、指点江山。
所以他要在死前，完成一些法兰西未来的经济制度规划。
战术上，是造纸业、纺织业的技术引进。
战略上，是大顺经济形态、税收形态的学习。
在财政总监菲利贝尔·奥利，冲着刘钰大致提出了这两个战术、战略上的请教和提议后，刘钰实在是忍不住苦笑一声。
战术上，大顺确实是领先的。
造纸业、纺织业，确实比此时的法国强，甚至可以说，强多了。但也只是单纯的技术上的。
但是战略上……法国要是学大顺的财政政策，今年学了，明年就该亡国了。
大顺的财政政策，比大明强点有限，比大宋这种官营垄断极高、百姓被压榨的极狠的帝国，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法国援助完北美独立，国库欠债22亿里弗。按照密西西比泡沫爆炸后、1726年的货币政策，8盎司白银折合51里弗，1里弗约为4.5克白银，也就是欠债欠了2.4亿两大顺的库平银。
大顺国库有能力欠2.4亿两库平银吗？欠的起吗？能借出来吗？
万历三十年，全国清查土地11亿亩。大顺顶天也就按照这个亩数征税，刨除盐税商税，加上改革后的人头税摊入土地，方便计算，也就收个2200万两。
合算一下，理论上一亩地征收0.02两白银。可以说，理论上完全是仁政的“三十税一”还要低的水准，因为如果真要达成三十税一的标准，以现在的亩产一石来算，按说应收3300万两以上才对。
于是顶着一个让欧洲汗颜的“低税率”，搞的农民起义层出不穷，两三亿的人口，内部市场严重不足。这么大的底蕴，根本收不上来应收的税。法国要是这么搞，学大顺，既没有大顺的人口，也没有大顺的体量，第二年财政破产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