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之后，觉得也就那么回事，局限性还是太重。
但刘钰儒学底子太薄，想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太宰春台既然是儒生，或许一些“暴论”可以做为儒学改革的方向。
当时拿回威海给康不怠看了看，都是汉文写的，康不怠也就赞了赞《产语》的文笔，说颇有古风。
等刘钰提出是不是可以作为儒学变革论点的时候，康不怠直接笑的前仰后合。
“这也就是在儒学不兴、见朝鲜尚且自卑文华的日本。放在咱们天朝，能喷的他连门都出不了。不值一提、不值一辩。”
“不是说他的想法不好，公子不也有想法吗？”
“难的是，他既披着儒皮，大儒便要以儒骨去审视、驳斥。你说他是法家、农家或者其余诸子的学问，都没问题。但你说他是儒学，没人会认的。”
“正如公子当年武德宫考试，以‘西域’破题。公子想要借儒学之皮，就要找对破题的地方。奈何我想了这么久，也没有想到破题的点，公子的水平，那就更别想了。”
“王荆公搞得那一套，你说那是儒学，真儒认吗？可即便如此，王荆公不还是高举《周礼》，行申不害、商鞅、管仲之法术？他敢不举《周礼》吗？”
康不怠对里面的一些见解很是认同，但觉得刘钰借来“篡改”儒学的想法，一点都不可行。里面的东西，放在大顺，若说不是儒学，说不定还会有人当成杂书看看。要说这是儒学，非要被人打死不可。
里面随便拿出几条，康不怠这个其实心慕黄老庄的，都能引经据典地驳斥干净，更何况大顺那些真正的儒学大家了。
而且康不怠觉得，刘钰说的一些东西，比这个说的清楚的多。但刘钰为什么不敢拿出来用？因为刘钰自己知道那不是儒学。
可是这个太宰春台的一些言论，他自以为是儒学，可实际上分明是管仲、李悝等法家之学，在日本可能还能忽悠一些人，在大顺就是秃头上的虱子。
况且，康不怠受刘钰的影响，对经济基础一词看的极重。认为太宰春台和荻生徂徕的争端，源于日本的经济基础，放在大顺这边，并不适用。
这一点刘钰也颇认同，日本终究少了个中间商，不需要考虑中间商的盘剥。武士法理上有地权，但实际上其实没有，而下农兵分离住在城下町，和地主还不是一回事。
自那之后，刘钰也就再没关注过太宰春台，没想到今日在这个场合见到了，而且还是在这种气氛之下，刘钰也是真没想到这个老头就是他。
大顺这边科举出身的官员，也想着趁这个机会，和太宰春台探讨下程朱理学的问题。
太宰春台是反宋儒反魔怔了，号称儒家有两次大的毁灭，一次是始皇帝焚书坑儒，另一次就是宋儒胡乱解读儒家经典，搞出了程朱理学这一套根本不是儒家正统的体系。
问题是他认为，始皇帝焚书坑儒，书是烧不绝的，还有后人记诵留下了许多。但宋儒胡乱解读儒家经典，违背孔孟之义，却是在挖儒家的根。始皇帝就像是砍伐树枝、朱熹则是刨根断干，哪个危害大，不言自明。这大帽子扣的就有些实在太大。
但此时面对这些学术上的问题，他却不甚太在意，而是转向了刘钰，问了一个有些和儒学八竿子打不着的问题。
刘钰本来正准备和自己这边的军官们、日本那边儒学造诣不深的幕府臣僚们自己组个圈子喝酒呢。
被太宰春台这么一问，他倒是先懵了。
“刘君，请问贵国松江、宁波等地的稻米，多少钱一石？”
“呃……约莫一两七八一石？大约一两四五以上浮动，若荒年二两三两五两，若丰年一两二三？天朝的石和日本的石不太一样，大约五石折日本两石？但松江那边的米价，是以精米算的。同样按照你们这里一石的容量，精米是320斤，糙米的话，也就只有280到300斤了。天朝那边一石，精米120斤，糙米110斤多一些吧？”
两边的货币单位不同，太宰春台对此有所了解，内心算了一下，不管是用银的关西还是用金的关东，除了享保饥荒之前的通货紧缩期，这米价还是比大顺那边要低。
开战之前，下关米交易所里，一石米的价格约为50戋。
因为之前为了应对通货紧缩的铸币改革，含银量从正德钱的含银量80%降到了45%左右。
这算下来，1戋是3.75克，50戋再折算一下新钱的含银量，按照大顺的石米重量和库平银来算，大约是折算9钱库平银一天朝石米。
这肯定是比大顺这边的米价便宜的，固然要考虑松江等地物价较高的缘故，但太宰春台估摸着应该也不会浮动太大，只要不是灾年，当在1.5两到2两之间浮动。
算清楚了这个账目，太宰春台给刘钰鞠了一躬道：“若如此，刘君实又救了日本一次。上一次甘薯救荒之事，虽是将军推广，但若无刘君送来数船甘薯为种、又有《甘薯救荒书》为术，则饥荒要恐波及百万人。”
“我曾想过中华常平仓、平粜法，以此稳定日本之米价。谷贱伤农，伤士，士、农，日本之本也，不可伤及。”
“只是我欲效仿王荆公有常平、平粜、市易、青苗诸法，奈何人微言轻，又有狷狂之名，无人肯用。”
“如今开埠，两国之间互通有无。这常平仓建不起来，两国倒是可以互为常平仓，均衡米价，不使士、农因米贱而伤。”
太宰春台也是满腔愤懑，如今年近六十，一腔政治抱负无处施展。日本连个常平仓和平粜法都没有，米价涨的时候吓人、落的时候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