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哉！”
宗义如心中大赞，心道果如吾之所料，此人得知必死，必要先把他的藏书和心学收好，以求流诸后世。
雨森芳洲既滚蛋回住处整理藏书和那本《古今和歌集》，自己正可找心腹人去和大顺军商谈，只要给出保证，自己便可投降。
料想着自己可能是第一个投降的，若他们背信弃义，别人安肯投降？便是昔年明末东虏为祸的时候，先投降的几个，可都是封了爵位了。
大顺总不能连蛮夷都不如吧？
既如此，自己定然无忧。
大顺海军如此之强，能攻下土佐，自己在对马也就毫无意义了。
对马若不能贸易，着实是穷。
反正也守不住，跑也跑不了，既不想死，那就只有一个选择了。
早就听朝鲜人说大顺京城华贵富庶，何不去京城做个闲散爵爷富家翁？
内心已经打定了主意，面不改色。
雨森芳洲又道：“主公若再派人与唐人谈，我请写一封书信。”
“昔年师兄陶山钝翁，以必死之心，违背生类怜悯令，而鼓励民众猎杀野猪。民众受其恩惠，恳请立碑为念，尚未完工。吾观唐人，亦有仁义之辈，可请他们勿扰此碑。”
“吾老矣，见中华天兵威严齐整，知其不可胜矣；东西两华之论，中华必不肯相容。”
“穷途而道孤，唯效三闾大夫之事。”
感叹到最后，对大顺的称呼，从一开始的唐山、震旦、唐国，终于又叫回了中华。
这不是因为见到了赵百泉的那番交流，而是在一瞬间，他想明白了一件事。
不管是古学派的山鹿素行，还是朱子学的新井白石，这些人构建的“各自称华”论，彻底完了。
各自称华论一完，华这个概念只能扔给中国，日本不能要了，甚至要割裂。
否则，日本的儒生必要经历一场思想的混乱：既与本国称“东华”、自号“中朝”再无缘，将来是朝天子？还是忠国王？
日本，只能当日本国，才可能会有未来。
想着最后的感悟，跪地作别，雨森芳洲慢慢离开了栈原城，朝着城下町的居所走去。
在那里，他要整理自己的毕生藏书，也要将自己最后的感悟，写出来，送回日本。
雨森芳洲一走，宗义如顿时松了口气。
雨森芳洲在侧，他颇有些“仲尼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感觉。
自己内心的阴暗想法，在这等儒生面前，总觉得像是被太阳照射的冰块。
现在这种感觉散去，当真如同发冷的时候焐出了一身热汗，浑身的毛孔都通透起来。
大顺那边要的八万两白银，不是问题，一点都不多。
新井白石改革收紧贵金属出口政策之前，对马平均每年与朝鲜贸易的银币量，是以吨计的。
新井白石改革前最高值的时候，一年出口的11吨银币。当然，那时候铸币改革，银币不是纯银，含银量大约在65%，算起来也是七八吨。
其中人参也就占到五分之一，剩下的还是朝鲜商人免税在京城贸易拿到的生丝。
这正是大顺海商们如此热衷开战、热衷于搞掉日朝贸易的原因——每年将近十吨银币，那只是官方明面的。
因为日朝己酉条约的约定，每年日本能去往朝鲜倭馆交易的船，只有二十艘。
但是，这一点大顺的海商们太在行了：你官方规定二十艘，我就能搞出五倍。
我派艘船去倭馆送个信行不行？有人家里人生病了我派船去接行不行？对马守或者将军有急事，去倭馆办急事行不行？
船去了，不小心带了点货，这也是很正常的，对吧？
天下海商都一个鸟样，能走私的话绝不报税、只要敢开个洞我就能凿出个大门。
二十多年前，之所以大顺的海商当年没凿出大门，不是不想凿，而是没有金刚钻，被日本的炮台轰走了。
官方明面一年十吨白银，私下里有多少？
海商们不知道具体的数目，但心里清楚，肯定不少，蹦着高地支持开战说白了还是因为这些阿堵物。
再说要不是新井白石的贵金属出口收紧政策、朝鲜那边贡使团规模和陆路运输限制，这个交易额扩增个三五倍不是问题。
大顺海商只是知道这贸易额不会少，当然不知道里面的具体数目。
可宗义如对自己的家底太清楚了，也很清楚岛上的商人们有怎样的家底。
八万两白银，若在别的藩怕是难以拿出、或者只能拿出一堆大米，但在对马，八万两白银还是很轻松的。
况且，这个时间节点，对马正是白银堆积的时候。
宗义如很怀疑，大顺这边趁这个时间开战，是把情报都做到了极致，完全搞清楚了对马的日朝贸易时间线。
对马藩买的朝鲜货，其实七八成都是大顺江南货。
朝鲜每年都要去大顺至少四次，这可不是正常的朝贡，而是“孝子”的体现——但实际上是打着恭顺的名头搞贸易。
除了皇帝生日、冬至节、元旦这三个必须去的，还有一个必须要去的。
每年九月，要派所谓的“皇历赍咨请授”。
因为崇祯二年开始，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借助西洋传教士的天文知识，编写了新的历书。
大顺开国之后，天文学和几何学的进步很大，历书也沿用了西洋传教士带来的那套新的哥白尼、第谷体系，测算的比旧法准确。
朝鲜一则没有这个天文学水平，二则作为朝贡国为表示恭顺，三则藩属必须要用和天朝一样的历书以证明自己在天下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