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顺1730第二八四章最后的闹剧（十）
对于李欗的这个回答，刘玉算是基本上满意。
李欗觉得刘玉是在考教他。
实际上确实就是在考教他。
整体上，刘玉对于在湖北搞出来米禁这个事的太子，不是太看好。
在这个变革的时代，大顺需要一个“明白东施和西施的差距并不是捧心蹙眉，而是长得不一样；东施可以轻易地把西施的动作学会，却不可能把西施的相貌平移”的人。
这个道理，看起来跟傻子也该知道的道理一样。
然而实际上，真正能懂这个道理的人，在大顺，真的并不多。
最起码，太子就不知道，刘玉在松苏诸多激进政策的前提，是海运和南洋米东北高粱虾夷麦。
知其美、知其所以美。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粮食这玩意儿，其实挺神奇的。
如果说，“人均”这个概念——以整个大顺来说，“人均”这个概念，其实是个扯犊子的概念，人均人均，在物流、基建、运输等能力不达标的情况下，南洋的米，并不能和河南的麦子，来个人均的概念。
但如果说，以一省来论的话，人均这个概念就非常重要，且非常有意义。
太子在湖北搞得激进改革，虽然说，或许后世来看，也并不怎么激进。无非就是允许或者鼓励农民种棉花、种芝麻。但实际上，在这个时代、在这个年月，允许农民改稻为桑、改麦为棉、改菽为芝麻，就是非常激进的改革。
简言之，太子在湖北的改革，触动了湖北的“人均粮食占有量”这个底线。使得湖北的粮食产量，完全无法达到人年均450斤的红线。
粮食这玩意儿，过于神奇。
别的玩意儿吧，可能说，今天缺，那我今天不用，等着货到了的时候再用。
而粮食这玩意儿，不能说今天缺、今天贵，那我今天不吃不就得了？
用马尔萨斯经济学来解释，就是，缺10%的粮食，并不意味着粮价上涨12%，从而达到和原本一样的销售额；而是，会上涨到让10%的人饿死、买不起。
马尔萨斯说，粮食这玩意儿啊，你要是用“正统经济学”这一套东西去解释，你肯定会哭。缺10%的粮食，绝对不是粮食涨价12%，而绝对是粮食涨价到10%的人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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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算是一个最基本的“经济学”的东西。而显然，太子搞得改革，完全没有最基本的“经济学”常识。
按照太子所想，农民种棉花、种芝麻，换了钱，算“钱”，绝对比种粮食合算，然后用钱买粮食，岂不美哉？
现实是，湖北种棉花、种芝麻，直接导致了湖北的粮荒，逼的太子不得不出“米禁”政策，禁止通过长江的湖南、四川米，出境，全部截留在湖北。
对大顺而言。
传统的“重农轻商”的真正逻辑，并不在于“想办法让农民改稻为桑”。
实际上，传统的“重农轻商”逻辑，面临的真正问题，始终是：农民想，且非常想，且主动想改稻为桑，但是朝廷得先办法逼着农民不准改稻为桑，不准种烟草、乃至于不要种罂粟。
农民又不是傻子，需要朝廷来告诉，其实种经济作物更赚钱？
恰恰相反，很多人把农民当成了傻子，所以才会产生农民是傻子，所以不知道种植经济作物的错觉——相反，现实是，农民不是傻子，不用高高在上者来“指导”，农民会自发地选择种植经济作物。反而，是政府从来都是得想办法，让农民不要种植经济作物，而是去在这个“全世界亩产150斤就算高产”的时代，种粮食。
显然，太子，连最基本的“重农轻商”的逻辑内核，都没弄明白。指望着他来搞改革，那完全没戏。
如李欗和刘玉说的，后来人、后来事。
在这个变革的时代，一切都在发生改变。后来的人，才能根据后来的社会存在经济基础现实情况，用基本的哪怕可能是歪了的错误的方法论，拿出一个符合“道”的手段，而不是照抄“术”。
刘玉给李欗讲的那个故事，是拿三的比喻。
把大气蒸腾作用，比作税收。
国家政权，要代天行雨。
让雨，降到需要的地方，而不要旱的旱死、涝的涝死，最终蒸腾和降雨循环崩溃。
这一点，李欗是认可的。
而下一个，说靠投资移民，再从垦殖上征税得利反哺移民迁徙的说法，这就又是个“刻舟求剑”、“东施效颦”的问题了。
显然，李欗一听就觉察出了问题，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一套只能假定在中原河南江汉等地，还有几十亿亩未开垦的土地的前提下，才是说得通的。
而大顺的实际情况，是可以垦殖的几十亿亩土地，在扶桑和南大洋。
于是，这一套以垦殖增值的思路，并不适用于大顺。
而只能反过来。
并不把垦殖作为一种可以自循环增值的方法，而是将其作为一种工商业的“边角料”。
很多理论要结合实际，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要把“道”，搞成本本化的照抄的“术”。
哪怕说这圣西门主义、波拿巴主义，本身是有问题的。但即便是这些有问题的玩意儿，也不需要结合现实，中国化。
取其核，而不摹其皮。
大顺的问题，最怕的就是刻舟求剑和东施效颦。
比如英国圈地运动，必须要明白，圈地运动的三大利、三小利：
三大利：排他性土地所有权的确定、工商业发展所需的被剥离了生产资料的人口、农业革命的粮食增产又是工商业发展的基础。
三小利：方便征税、在呢绒大战中保障了原材料充足、资本在乡绅那开始积累从而方便投资国债和工商业。
于此时的大顺，这三大利、三小利，全都屁用没有。
排他性所有权早在唐末之后就已定下、工商业发展所需的人口压根不缺以至于卷到了短工一天就要几斤棒子面的程度、华北两年三熟制的普及让大顺的亩产为此时世界之冠。剩下那三小利，更不用提。
除非到了，大顺的发展已经到了下下下一轮工业革命，亩产又得到了极大提升、机械化水平到位，关键是若没有个三五亿七八亿的工业人口，根本不可能完成进一步发展的程度，才可以考虑这一套东西。
又比如法国东印度公司的崩溃。
也必须要清楚，法国东印度公司一直半死不活的原因，就是因为科尔贝尔留下的本土工业替代政策，使得法国东印度公司“在买办这条路上，被本土处处掣肘。”
多进口了几件漆器影响本国细木匠，财政大臣就找谈话；多进口了三件棉布，国务大臣就出政策对穿棉布的罚款。这要是还不半死不活，那真是没天理了。
而正因如此，杜普来克斯才想到了在印度收土地税的方法，来增加公司收益。
要征收土地税，就得养兵。
印度距离法国太远，不可能养出一支法国军队，所以杜普来克斯要搞印度土兵。
而大顺，则因为种种原因，使得“欲当买办而不能”。同时，大顺既不缺人，也不像法国距离印度那么远，甚至于靠着之前的木马计在锡兰移民十余万“吃过荷兰的苦、遭过迁民的罪”的对大顺忠诚的归义军。
那么，大顺是不是要全盘继承杜普来克斯在印度的思路，全要靠收土地税、要养印度土兵补充兵员？
这些，都是稍有不慎，就被刻舟求剑、东施效颦的问题。
现在刘玉拿着拿三的空想理论的实践设想，来反问李欗，觉得行不行。目的就在于，看看李欗能不能明白，空想的方法论可以接受、但实践设想必须要和大顺的实际情况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