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在在此时，是个相当难回答的问题。
如果抽象一下，或许可以抽象成后世的电车难题。但显然，刘玉这么问，并不想得到这种抽象后的回答，或者谈道义、搞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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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刘玉也没有问黄河问题。因为黄河问题，实际上很容易得到一个一致的结论。
甚至也不是在问更具体的废运河之后，导致的经济格局重新改写的做法，值不值。
他在谈利。
实则，他是在谈义。
有义，才能分对错、才能判取舍。
义，或者说，一种经，这里面是可以包含利益考虑的，说不定就有种经义，只考虑经济因素呢。
义，是一种标尺。
刘玉当然知道答桉。
但这个问题在这种地方、这些官员这里，依旧是个极难回答的难题。
等了好半天，倒是山东节度使先打破了冷场，笑道：“国公这问题，其实也好答。”
“以山东为例。东西经济的差距，自古有之。”
“初时，太公望封于齐，以鱼盐之利，数年超鲁。于是东富而西贫。”
“待到运河通衢，济宁人称小苏州、临清更称小扬州。那时，又西富而东贫。”
“如今，再度逆转，这些年东富西贫之意，愈发明显。尤其运河被废、胶济通车后，更是如此。”
“国公问的这个问题，实则暗藏玄机。”
刘玉澹澹一笑，问道：“玄机何在？”
山东节度使与众官员道：“这玄机，一点就通。这玄机的关键，在于国公所言何谓国富。国之财富，非金非银，乃是劳作所产的粮、油、布、木、器等之和。”
“国公留的玄机，是说，如今从西富东贫、到东富西贫。到底是不是简单的让原本西部的财货，转到了东部？原本便是3的财货，西有2而东有1，如今到底是3变为4、5？亦或是，3依旧是3，只是原本西2东1，如今西1东2？”
他这么一说，原本就已经有些咂摸出滋味的官员，顿时连连点头。而另一些还没反应过来的官员，也是恍然大悟。
这种观点，在这个时代，当然是进步的。因为大顺毕竟是个封建王朝，真若能秉持这个观点，亦算是进步的了，虽然可能日后更往后走，可能会走偏而为错误。
在这个即将大变革的时代，对于先发地区、新兴阶层的问题，到底该怎么看？
在刘玉看来，此时可以简易地分成三个问题去看，而不要把问题归为一个。
一种，是旧的封建制度、文化道德等，已经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要将这些旧的东西打碎。
一种，是新兴的资本主义的体系，其自身的、固有的、周期性的问题。比如每隔十几年来一波的危机。
还有一种，就是此时是新兴的资本主义的体系，其已经沦落为此时的封建主义一样，其自身已经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必须要灭亡了。
这个，和第二个问题有关系，但绝对不是一个问题。
就像是历代封建王朝的历史周期问题一样，到底是其自身的、固有的、周期性的问题？但生产力还不足以走下一步？
还是说，从第一次土地兼并导致的王朝末期周期开始，其上层建筑就已经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必须要彻底毁灭了？
而这个问题，化用之后，其实一样可以用在此时的大顺。
现在大顺王朝面临的，到底是哪一种问题？
如果只是改运河为海运，是否需要一定要把旧的一切都砸碎？甚至修铁路，是不是一定要把旧的一切都砸碎？
这个，只怕未必。
现在并不影响大顺修黄河、修铁路、改海运、废漕运等。
但别的事……
就像是此时山东节度使说的问题，从3变成4、5、6的改变，大顺旧有的一切，是否已经到了限制其增加的时候了？
这个，只怕是的。
刘玉所谓的把新兴阶层、先发地区可能遇到的问题，不要简单的作为一个问题，而是要分成三份去讨论。
实际上，潜台词就是：你一封建王朝的大顺，也配谈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你大顺怎么会有资格遇到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呢？
你大顺现在也配谈新兴的资本主义的体系，其自身的、固有的、周期性的问题。比如每隔十几年来一波的危机？
你大顺现在也配谈新兴的资本主义的体系，其已经沦落为此时的封建主义一样，其自身已经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必须要灭亡了？
既然，第二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大顺此时压根就没有资格谈。
那么，只剩下第一个问题的话，这件事就可以非常粗暴地简化为一个问题：唯生产力来评价。
不是说新兴阶层就是好、全都好。
而是，大顺此时这状态，还远没到有资格谈第二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的时候。
既如此，那么把这个问题直接简化为3变4、5、6的问题，也就不是问题。
而刘玉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当然是有目的性的。
大顺可以通过改革，做成一些事。
这些事，包括且不限于废运河、兴海运、殖民、垦殖、对外战争、掠夺市场、修铁路、挖矿藏、甚至也不妨碍蒸汽机的运用——井盐区早就玩上千人、上万人的大工场，打井能打千余米深了，这种东西大顺本身并不排斥。
但，大顺不可能通过改革，做成一些事。
不可能通过改革做成的事，那可就多了去了，也没必要一一列举。
刘玉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卡在这个时间点上。
这个时间点，是刘玉认为，大顺可以通过改革完成的事，大部分已经完成了；而剩下的，大顺不可能通过改革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