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变革的时代，很多东西都是前所未有的。
但皇帝觉得他多少能够看破这些表面的区别，读史依旧有用，只要别刻舟求剑，而是多去考虑当时的现实情况。
就像是读《盐铁论》之前，不可以不读《平准书》。
而读《平准书》之前，又不可不去读一读之前大顺征伐西域时候的“账本”，理解一下什么叫【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钟致一石】。
再去看看大顺下南洋的账本，为什么同样是万里远征，下南洋的成本就比去西域便宜的多。
在皇帝看来，大顺最缺的，其实就是“木牛流马”，一种高效的运输工具。
因为伴随着南洋和关东的开发，以及刘钰的“酿酒外贸日本卖米等蓄水池”策略，实际上大顺能够控制旳粮食产量，实际上已经基本可以做到有灾就赈、不至饿殍的地步。
难度始终在于，怎么把天津港、松苏港的粮食，运过去。
困扰大顺的是物流问题。
这也就是当初刘钰在盐政改革时候说的，盐政问题想要最终解决，要么全国各地哪个省都靠海或者有井盐矿盐；要么就要有一种一个月内能从东海到西域的交通工具。
《平淮书》也好、《盐铁论》也罢，以此时皇帝的视角来看，都是在“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钟致一石”这个现实前提下的解决方案。
因为千里送粮损耗巨大，所以中央财政才要有钱，有很多很多的钱和财富。
以此时大顺的视角来看，很多政策，都是围绕着这个物流的现实而存在的。
至于说专营之利什么的……皇帝整天羡慕英国的航海条例，和超高的茶糖专营收入，以及一年上百万的东印度东方贸易品专营权收入。一个巴掌大点的小国，一年能收入两千万两，简直就是要好好学习的对象。
所以皇帝才支持刘钰的盐政大改革方案，直接搞了川南和淮北两个大型的半工业化大盐场——英国也不产茶叶，但依旧属于在生产端收税，因为茶叶可以算是“东印度公司生产”的，在生产端收税之后，剩下的就不收了；而刘钰的盐政大改革方案，本质上也是在生产端收税，盐是那些大晒盐场生产的，挤死低效手工业私盐，而且工厂越大越好，这方便在生产端征税，也方便一旦有事朝廷直接官营。
现在对大顺来说，专营之利有，粮食布匹也不缺，即便不进行全面的改革，那么要保证有灾荒的时候能够赈济，似乎就可以近乎无限期的续命。
因为，凡事如果只看明面的账本，是看不明白的。
比如前朝的农税，收的真的不多，怎么就遍地烽火了？
比如漕米的600万石，似乎也不是啥大负担，可为啥弄的百姓困苦？
因为……600万石漕米，账本上只写了到账数，不会去算物流费用。算上物流费用，损耗，贪腐等，600变6000，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大顺之前默许漕运贪腐，因为保证漕米是第一要务，剩下的都好说。就像是默许黄河决口冲南边不要冲北边一样。
刘钰在松苏改革的最后几年，一直在忙着搞大基建。到处挖运河、修运河、开运河、通运河。
皇帝明白刘钰为什么这么看重基建，所以皇帝很明白，刘钰说的“不需要水的大运河”以及蒸汽版的“木牛流马”对大顺朝廷意味着什么。
如今世界上几个最强的国家里，英国选择了运河，到处修；法国选择了公路，到处修；大顺其实也只能选择铁路，到处修。
历史上，如果英国人修运河的时候，不要过于放任，有类似铁路一样的统一标准，以及一个整体规划，至少在英国本土，铁路这玩意儿要干过运河，可能还要等许多许多年。
大顺是没办法。
就北方这个情况，有脾气暴躁的母亲河，修运河就别想了；就黄土区和华北平原的黏土，下了雨，能把三两的鞋黏成三十斤的黄黏土，这时候修公路也是白扯。
在皇帝看来，那这“不用水的大运河”和人不罚马不嚼的“木牛流马”，简直就是天赐之物了。
如果修通了南北切割贯穿中原的铁路，400万石的粮食，运费就算消耗了七成，能有100万石抵达河南，那这简直就压根不用去考虑什么一里路一万两银子的天价，就算再加两万两，那也值。
皇帝不是怕人亡政息，而是怕太子按图索骥。心里压根没有啥清醒的认识，不知道变通。
有道，方可通万法。
当爹的说，要修路，于是就吭哧吭哧地修。
可在这個变化的时代，皇帝这二三十年就见了许多前所未见之物，要是日后遇到什么新情况，自己这个当爹的都没见过，不可能给出明确的指示该怎么办，那咋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