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做事的逻辑，是那种基本不算大顺人的人，或许难以理解的。
比如一部分已经不算大顺人的大顺人，就难理解，为什么要在灾年加战争期间修三大殿？为什么现在还要保持个基本没啥用的南苑，不把南苑垦荒？以及后世发生的为什么在甲午战争期间还要修园子……
等等，等等。
那么修几条铁路,并不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而是如同南苑一样派人专门维护，哪怕可能三五年就用不了一次，也很正常。
平日里不跑车，需要的时候，再运军队、运粮食、或者运走灾民,这对皇帝来说、尤其是可能每年会多出来二三千万两收入的皇帝来说,这也是很正常的。
在刘钰看来,李淦其实是个挺好的封建帝王了。
这种好，就类似于，别人家的狗，被训的能自己去厕所拉屎、能自己开门、能帮主人去买菜等等。总不能撇撇嘴说：这算啥呀？我七八岁的时候就能干了，这也叫好？哪个人到七八岁还不知道自己去厕所拉屎？
所以评价封建帝王好坏，并无意义。这是拿人的标准，去看猫狗，有时候会不自觉地把人的思维带入到狗身上，甚至看到狗拉屎，便觉得人也拉屎，所以其实狗就是人的思维。
就此时中国的体量、贸易优势、技术优势、国际地缘优势而言，一个合格的现代的中国的政权,这要是不在三十年内，动员出高效组织力量，把北美、大洋洲都占满了，那都可以说纯是废物,及格线都没到。
大顺在工业革命前在世界贸易地位,到底什么样,其实就是一层窗户纸。
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想要搞生产、居然能一定程度上促进孟加拉纺织业的发展，这只能证明历史上这个时代中国的统治阶层，都是一群废物。
劳动人民靠双手创造出这么大的优势，统治阶层废物到根本把握不住。若是知道原本历史的人，没有比看到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其实是为了买货这件事，更讽刺、更想苦笑的了。
在这个急速变化的时代，真就是应了那句话：天下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在这种急速变化的时候，昨天的激进派，可能今天就成了保守派，后天就成了反动派。
牛二其实也已经不再是一个大顺人。只是他自己并不知道而已。
因为即便他设想的移民、占地，也压根不是从传统封建王朝的“开疆拓土”去考虑的。
他对移民占地的思索，本质上还是如何应对他设想的工业化如何转型。占地的目的，是提升人均资源占有量，确保在进一步的快速转型之下，还能保证百姓有粮食吃，不会造反。
人均4亩地，和人均40亩地，哪个容易饿死？这个，一般来说，也用不着什么太高深的学问才能做出判断。
包括他对印度征税的建议，都不是站在一个传统帝国对边疆羁縻区统治的角度去考虑的。
大顺和欧洲都在发生启蒙运动，只不过两边选择了两条截然不同的线。
欧洲选择的，是意识高于物质；而大顺秉持的，是物质决定意识。但本质上，还是两边的物质基础、人均资源等等所决定的。
对大顺而言，道德、说教、理想国、三代之治这样的设想，不要太多。
大顺在欧洲的启蒙运动中，其实是两幅面孔，更像是后世苏、美的结合。
伏尔泰的夸奖，是为了创造一个理想国，是天真地设计一个新世界，并且渴望一种“它种文明”的理想化。
孟德斯鸠的讽刺，是为了借中讽法，《论法的精神》里的中国制度，也是对教会的一种隐喻。
狄德罗对儒学和佛教的争端的阐述，也是将佛教和原始自然神的儒家，做了个切割，借佛教讽刺封建迷信。
好的，坏的，都是她。
但无论讽刺还是夸奖，终究还是以一个“迷信的无神论者”为相对欧洲的高等文明的为基础的。
这个高等文明，他们有着自然神论的观念、崇拜孝顺、公平、道德、认可天赋人权或者压根不需要认可，尤其重要的是【无需在人的问题上，仰仗神启这种说法】，人就是人不需要上帝赋予你是人的权利，也就不需要神启。
这种启蒙，当然对欧洲是有巨大意义的。
但在大顺，与过程上，其实并没有什么卵用。比如神启、神赋人之权这些东西，在大顺压根就是驴唇不对马嘴的玩意儿。
大顺认可结论，但不认可推理过程，这是大顺此时拔苗助长式的实学风气的特色——比如大顺实学派的所有人，都认可万有引力，并没有多少“宗教”上的阻碍，因为这很正常，而且绝大多数学实学的也没看过那册《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而此时万有引力在葡萄牙依旧是要上宗教审判所的，在法国也是刚被伏尔泰和情妇翻译成法文，苹果的故事才开始大规模流传，这也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