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是整件事情里最简单的一件事，毫无技术含量。
夏至刚过，苏北各官员的奏折和秘密奏折就都已经到了皇帝的面前，还有那份牵扯了八百多条人命的《淮安劣绅录》。
皇帝只随便翻了翻那册《淮安劣绅录》，周围又没有大臣，他连假装愤怒一下的情绪都没做。
只扫了两眼，便把这册牵扯了八百多条人命，而且还不是一般的人命、而是乡绅人命的文册扔到了一边。
花了大约半分钟看了看这本大约20万字的劣绅录，花了三十分钟看了看一同递上来的大约1万字的预计抄没官田亩册。
然后，在今天就寝之前，皇帝就一直在看刘钰一并奉上来的《奏请盐区垦荒疏》。
这份奏疏，一共两份。
一份是可以拿到外面、拿到朝堂的。
另一份，是内部版本，是不能拿到朝堂上去看的。
这些年，刘钰已经很少再上这种正儿八经的奏疏了，皇帝只读了几页，便找到了那种久违的“正经”的感觉。
借着明亮的天保府那边献上来的、纯粹是手工搓出来只能作为贡品的煤油灯，阅读着这本图文并茂的正经的《奏请盐区垦荒疏》。
臣钰言：
江北范公堤，唐宋以前，悉为沧海。
自宋而后，黄河夺淮，泥沙淤垫，海岸东迁。范公堤者，宋时海岸线也。
沧海桑田之地，北自灌河陈家港起，南至南通州吕四港，西以范公堤为界，东至于海，合拢面积四万五千平方里，约合亩数一千六百五十四万亩。
详见图甲。
淤积之初，土皆盐卤，寸草不生，但利于盐，遂有淮南盐业之利。
然随雨水冲刷、黄淮水淡，海气日退、盐卤日素。
是以，淮南为盐场，仅从自然条件来说，不如淮北远甚。
自然之外，另有传统。
因前朝制度，本朝承之，两淮多以煮盐之法。所为者何，以臣之见，初期是前朝洪武年间休养生息、人口稀少之不得已之策；然至以后，晒盐之法日兴，却因盐户煮盐比晒盐方便控制，是以因袭之。
若煮盐之法不变，选盐不不能垦、选垦则不能盐。
垦荒之前，要先由陛下圣裁淮南日后的定位是产盐，还是产粮，然后才能定垦荒之法。
是以，臣先论淮南兴盐之弊。
其共有三。
其一：淮南取卤之法，太旧。
煮盐之前，需要先提卤。
然而提卤，又不是直接取海水，因为煮盐要用柴、草，海边缺乏，运输不易，是以只能就近选择柴草多处。且因黄淮长江入海，淮南海水寡淡，非比别处。
淮南取卤，所用之法，为宋之“摊灰淋卤法”，是要在土地上取卤的。
其法如下：
选择天晴的时候，挖掘一处盐碱地。然后夯实地基，晴天暴晒，通过水气升腾，使得下面的盐分上升到夯实的地表。
然后，取草木灰，均匀地摊撒在地标，利用草木灰，吸附其中的盐分。
待吸附的差不多了，往里面灌水。
再投入石莲子，依靠浮力，确定含盐量是否够高、是否值得煮。
若值得煮，则将这些含盐的草灰水，才能算是盐卤。
陛下恕臣之粗鄙，若在那些能够晒盐的地方，单单此淋卤之法，便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平白增加了许多成本。
而此淋卤法，又需大量的草灰。
草灰，是草烧出来的。
所以，又需要大量的草地。
割草、晒草、烧灰、摊灰、引卤，皆费。
此其一弊也。
其二：淮南煮盐之法，太旧。
长芦、营口、福建、台湾等地，皆用晒盐之法。
盖因非盐税重地，朝廷监管无力，是以开花结果。非前朝不想管，实无力管也。
而淮南地，因为朝廷要控制盐税，盐政官员有都是不学无术、因循守旧之辈，是以根本不知如何管晒盐法、也不知如何在晒盐法的基础上收税，因此一直不准用晒盐法。
而这就导致，淮南要把好容易用草木灰提出来的卤变成盐，还得经过一道煮的工序。
煮……既然范公堤以东都是宋后才冲出来的，又怎么可能有浅层的煤矿呢？
是以，既要煮盐，又没有煤，必要用草木。
煮盐，这又需要大量的草场、林场。
且不提能长树长草的地方，基本上就可以垦荒，只说淋卤、煮盐两道工序，皆需要大量的草木，这使得淮南盐的成本极高。
此其弊二也。
其三：淮南盐，生产成本高、运输成本也高。
自前朝起，川盐侵楚、闽粤入江西，便是难解决之事，本朝尤甚。
何以？
自淮南去汉口，一路皆为逆水行舟，如何比得上夔州盐顺水而下？
淮南尚用煮盐法，福建等地皆已用晒盐法，生产成本，如何能比？
运输成本也高、生产成本也高，如此一来，官盐价格就算没有那些盐商之弊，损公肥私之举，又如何争得过闽盐、川盐？
官盐日贵，而私盐日多，本朝人口增加一倍有余，两淮盐税却不加增，皆在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