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应走了，带着大唐十万大军走了。事实上这十万大军，除了后来归建的河北籍新军三万余人之外，其他都是各部降军。
当然，陈应全军此时有一个名号，叫安西。以安大唐之西之意。
至于麴伯雅与麴文泰则踏上了东归之路。虽然父子二人是俘虏，可是他们却享受着极高的待遇，不仅没有囚车，就连车驾，还是享受着四轮马车。
打量着这一支东归押送的军队，麴文泰眼中闪烁着鄙夷之色，低声对其父麴伯雅道：“父王……”
然而麴文泰刚刚开口，麴伯雅就打断了他的话：“文泰，如今你我父子二人已是阶下囚，连一介草民都不如，岂可如此逾制。”
麴文泰看了看周围，发现看押他们的唐军士兵距离稍远。麴文泰这才安心下来，淡淡笑道：“父王，您真以为大唐可以做稳这西域吗？”
麴伯雅道：“又何不能？陈应大败西突厥统叶护可汗麾下二十万大军，放眼西域谁还敢与陈应为敌！”
“儿臣不敢苟同父王之见！”麴文泰笑意更浓：“因为陈应小儿的政策，他必败无疑，而且会死无葬身之地。”
麴伯雅满头雾水：“什么政策？”
“胡人部落甚多，又皆彪悍，势力甚大。”麴文泰道：“当初高昌国大乱之余，先祖承平王趁机崛起。为了笼络他们而对胡汉的统治手腕颇有区别。法令上，对汉民行以严令峻法，对胡人则以安抚为主。汉人多交税。胡人少交税甚至不用交税。想必父王也非常清楚，先祖承平王为何要采取这个政策？”
麴伯雅点点头道：“这个为父倒是知道，汉民勤于耕种经商，家庭比较富裕，能纳的税多，胡人游牧，许多家庭连自给自足都不成，能纳的税少。而且汉人定居，耕种经商所产生的财富都有理路可循。田亩放在那里不会跑，商铺更是集中在那十几个市集上，征起税来比较容易，税吏只要丈量了田亩，看了店铺货物，基本上就能将税收上来。胡人却是以放牧为生，且这些人都是粗放散养，今天在此山头。明天在彼山头，先祖养的税吏将高昌的山头跑遍、将高昌四郡十八县四十八镇每家每户人家每年多生了几头羊清点清楚？其实先祖当初何尝没有试过让他们以部落集体征税，但且每次向胡人部落征收税赋总要惹出事来，征上来的税不值多少钱却又要惹出各种麻烦，所以到后来干脆就少收或者不收，不但不收税，逢有干旱大雪还补贴他们呢！”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麴文泰笑道：“正所谓由浅入奢易，由奢入浅难。西域各族已经散漫了数百年，他们也享受了我们麴氏高昌一百四十年的无税特权，陡然间让他们交纳牛腿税，他们要是不闹才是怪事！陈应的大军在高车不走，他倒可是利用麾下大军威慑四边，可是如今陈应继续西征，他们能不闹吗？”
事实上，陈应的西域政策是与高昌国反过来了，以汉人为主，耕地赋税与中原不同。
大唐采取税制，事实上两套法案。既租和庸。唐朝规定丁男(二十一岁为丁男)和十八岁以上的中男，各授田一百亩，其中八十亩为口分田，二十亩为永业田。受田丁男，承担交纳赋税和服徭役的义务。
每丁每年向国家交纳租粟二石；调随乡土所出，每年交纳绢（或绫、）二丈，绵三两；不产绵的地方，即纳布二丈五尺，麻三斤。此外，每丁每年还要服徭役二十日，闰月加二日；如无徭役，则纳绢或布替代，每天折合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叫作庸。
唐朝百姓的负担如果折算下来，其实并不算轻。以正常年月计算，一百亩地，至少可以产粮一百五十石左右，缴纳两石，两石米粮自然不算多，可是唐朝的布却非常贵，一匹等于四丈，要一千六百至三千钱不等。大约有四丈，如果卖的话，差不多相当于三十多石粮。
可是古代的农民抗击自然灾害的能力极大，旱、涝基本都是颗粒无收，还有病、虫灾，所以平均下来也相当于年收入的百分之十五左右。
但是西域的地，陈应可没有规定每丁一百亩，而是划片制。既一大块区域，谁开垦是谁的，官府给你造地契。头年免税，次年半税，第三年全税。
然而，对于西域各族牧民，则没有这个待遇。你有多少羊，多少牛、多少马、部落里的人一清二楚，欺瞒加倍。
而且陈应没有税卒，直接让军队随着税吏抵达一个地点，只要在这个区域内放牧的人，自动过来交税，不交税就抗法，从严处理。
麴文泰道：“父王有所不知，因为这收税，反正西突厥对各族收税也是这么简单粗暴，这些西域各族人还能忍受，可是让他们举族学唐言，这是让他们丢弃自己的传统同化吗？你说他们还能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