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人习俗多妻多妾，多尔衮就有好几个妻子。眼前这个多尔衮的妻弟自称是多尔衮四娶福晋之弟。多尔衮另还有四个福晋，其中两个都是科尔沁部出身，去年拥立福临登基后为了巩固自身势力拉拢后宫，又新迎娶了科尔沁部右翼杜尔伯特旗台吉之女。所以此妻弟目前正受宠信，多尔衮派他来表现出了相当大的诚意。
靠近辽东边地的女真、蒙古等部落的贵族均学习汉文汉话，所以吴三桂与多尔衮的妻弟沟通起来没有语言障碍。听了对方的一番述说，吴三桂心中疑云顿释。原来奉命出山海关出使清国的杨珅、郭云龙一行人还没等到达沈阳，半路上就撞见了清军。
早在今年初，顺军在陕西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就惊动了定居河套毗邻陕北的蒙古鄂尔多斯部。鄂尔多斯部随后将顺军占领陕西的消息传给沈阳清廷。其实清国亦对明国内部的动荡多有关注，去世前的黄台吉更是明言“以朕度之，明有必亡之兆。何以言之？彼流寇内讧，土贼蜂起，或百万，或三四十万，攻城掠地，莫可止遏”，认为可以利用明国自身的矛盾为清国取利。有此思路指导，崇祯十五年底清军破边犯明，黄台吉嘱咐多罗饶余贝勒阿巴泰“如遇流寇，宜云尔等见明政紊乱，激而成变。我国来征，亦正为此。以善言抚谕之。申戒士卒，勿误杀彼一二人，致与交恶”，有目的的想与同样敌对大明朝廷的李自成等势力结交以便“相约伐明”。袁时中当初率领小袁营在淮北之所以能力挫清军取得难得一见的胜利，亦因清军在黄台吉“联寇伐明”指示下战意不定所致。
不过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李自成对清国并不感兴趣。
有明一代，防御边地的明军与塞外蒙古诸部落大小战事不断，总体说来胜多败少，完全不畏惧，甚至反过来经常出塞往各处蒙古部落劫掠打秋风，几如家常便饭。李自成身居边地多年，顺军将领亦不乏边军将士，在他们的印象中，塞外的鞑子最令人头疼的只是来去甚速神出鬼没的袭扰，真正硬碰硬对仗，数百年来研究出不少克制蒙古游骑战术的明军常常能以少胜多，乃至以骑对骑追撵数百里。故而包括李自成在内的广大顺军将士对塞外部落的战斗力实际有一定程度的轻视。
中原与关外万里相隔，清国不甚了解各流寇实力及顺军的具体情况，反之顺军对清国亦是两眼一抹黑。立志推翻明朝取而代之成为天下正朔的李自成自不会将清国这样的“蛮夷”放在眼里，李自成等大顺高层眼中最大的敌人只有大明朝廷，清国于他们而言，大抵仅仅塞外那些只会剽掠滋扰的蒙古部落的翻版罢了。
直到黄台吉驾崩，他“联寇伐明”的计划并未能真正施行。然而，他的想法却被政治嗅觉敏锐的多尔衮牢记。
本年初，拥立福临成功即位的多尔衮逐渐坐稳了清廷首要重臣的位子，一想起黄台吉遗愿，旋即派遣了迟起龙、缪尚义及蒙古旗二人一起送国书去陕西，想找李自成“协谋同力，并取中原”。谁想等他们从蒙古部落绕去陕北，进军甚速的顺军已然向北京高歌猛进了。驻兵榆林卫的大顺确山伯王良智——即在西安投降李自成的原大明西安守城副将王根子——接待了清国使者，收下信后随即奏告了李自成此事。但对天下早便志在必得的李自成依旧看不上“蕞尔蛮邦”的联盟邀请，未予理会。多尔衮没得到李自成的回复，只好暂时将精力放在内部，先在四月间寻机将豪格削爵议罪，杜绝了这个政敌反攻的可能。待内事完全稳固了，多尔衮的眼光自然而然再度转向了外头。
三月上旬，吴三桂奉崇祯帝命令入关勤王，将关外宁远等六城尽数抛弃。过了几日，情况被附近清军发觉，迅速出兵占领了这些土地，又赶紧向清廷报告关外明军闻风而遁。事出突然，多尔衮感到很蹊跷，联想到了此前鄂尔多斯部的报信与顺军的浩大声势，判断能让明军壮士断腕做出放弃经营数十年的土地的举动，一定是与顺军进逼北京有关，“遂下令修整军器，储粮秣马，俟四月大举进讨”，准备伺机渔利。
四月初四，恰好与曝尸数日的崇祯帝入殓下葬、吴三桂中途变卦折返同一日，清国大学士范文程向多尔衮进呈了趁机进军关内的奏章。范文程是辽东汉人，世代官宦，早年为沈阳生员，被当时尚为后金的满洲兵掳掠从而投效努尔哈赤，此后屡次献策对抗明军，逐步受到重用。又深受黄台吉信任，职掌颇多政务，位高权重，堪为清国汉臣之首。
身为汉人、熟知汉事兼具战略眼光的范文程在奏章中建议多尔衮抓住明军势蹙的良机迅速进兵博取关内地盘，而且明确指出形势易变，清军现在“虽与明争天下，实已流寇角也”——此时无论范文程还是多尔衮都还不知道北京已被顺军攻克明廷上个月就覆灭了，依然将大明视作主要敌人，但是在战略层面已经将大顺的威胁置于大明之上。此外，奏章内容还提到了具体军事安排，即“进取中原”为长远目标，“直趋燕京”则是此次进军的首要任务。这也是清国上下长期以来的共识，清国虽说屡胜明军，但体量终究难比大明，若贪多妄图一口吃成个大胖子，只能反受其害，所以分步走才是妥当做法。毕竟对当下的清国来说，纵然只拿下北京，也足称奋三代余烈，厚积薄发得来的重大战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