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嗣昌没有住在镇子中的宅邸里头，而是在镇外叫人扎下帐篷，就住在大帐之中。他嫌地方晦气……这几年来，河南地方不安，大户要么结寨子，要么就在各大城中，集镇之上很少有大户留着，时间久了，就算留着人看‘门’也是白搭，不知道住进多少‘乱’七八糟的人，就算打扫了，心里也嫌不洁静。
他的身子已经很不好了，在离京的时候，只是体气较弱，但没有什么‘毛’病，‘精’神也很健旺，若不然，也顶不住天天围着皇帝转，一天要处理多少公务事情。
一路急赶到襄阳也是雷厉风行，显的干练，身体也好，但在襄阳地方久了，日久顽生，不要说左良‘玉’了，就是猛如虎和虎大威，还有张任学等将领都不怎么听话了，四川巡抚邵捷‘春’因为不听指挥，加上平时贪污厉害，川军毫无战力，结果坐视西营残部五六千人打破防线，进入四川，并且往川西去了。
这一下如同游鱼入海，短时间内，西营残余是没有办法追剿了。
杨嗣昌急怒之下，狠狠告了一状，邵捷‘春’这个巡抚‘性’命多半不保，但这也晚了。
种种不顺，加上李自成杀害福王，他失陷亲藩这一条罪不轻，崇祯虽未将他治罪，但平日诏旨口‘吻’明显已经失宠，杨嗣昌彻夜不能安寝，梦魂不安，后来曹‘操’又被放入河南，纵虎归山，杨嗣昌恨极，他是心高气傲之人，对左良‘玉’却是一点办法没有，郁结于心，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了。
昨天他与三边、陕西总督丁启睿会师，兵马增到到近三十五万，而杨文岳和张秉文等人的兵马在黄河北岸，他们人马极少，战斗力也不强，真正靠的住的还是眼前这些兵马，其中仍然是以左良‘玉’的兵马最多，也最‘精’锐“,”。
杨嗣昌曾经力请调凤阳兵和安庆兵前来，人马多上五六万人，其中凤阳兵还很‘精’锐，是这两年加征练饷后唯一练出来的新营兵。
但凤阳总督刘景曜接连上书反对，表示无法从命，凤阳军虽有几万‘精’兵，但革左五营也有十万之众，现在是被打的缩回山里，但如果大军调走，贼兵重新攻陷凤阳，这个责任他是担当不起。
他当不起，杨嗣昌当然也当不起，便是崇祯也当不起。
所以明知道凤阳军名义上是防贼，实则和山东镇眉来眼去，但朝堂上下也是无可奈何。
强藩军阀，但知保存实力，不知忠义，但也不可‘逼’迫过甚……这么多朝廷养出来的‘精’兵被‘逼’反了，到时候是不是哭也哭不出来？
没有山东镇，也没调动凤阳镇，兵马虽盛，杨嗣昌的心里反而没底。
在和丁启睿，还有陕西巡抚汪乔年会师之前，已经通过信使往还，确定了基本方略，以稳重为上，徐徐推进，通过收复了的洛阳给河北保定军来经略，由西向东，归德方向，调一部份兵马过去，给陈永福指挥，由归德往开封打。
主力则是由南向北，推到朱仙镇一带时，才是大打出手之时。
但方略虽定，却不抵一纸手诏。
就在昨天，他们分别接到了崇祯的手诏，限期剿灭李自成。
皇帝心中焦急，只知催战，不管后果。虽然松山一役已经折损了大半的边军‘精’锐，只有几个总兵官带着少量兵马出逃，而书生监军张若麒借口在觉华催饷等粮，战败之后，坐着小船便逃了“，”。回到京师后，上了奏本，把责任全推在洪承畴等人身上，崇祯居然也信之不疑，引的朝野哗然，为之大愤。
松山一役后，崇祯皇帝的权威已经严重下跌，只是他自己还不知道，在河南这里，因为李自成占据开封腹心之地，崇祯彻夜难安，所以连下措词严厉的手诏，对丁启睿等人喊打喊杀，对杨嗣昌虽然措词客气不少，但也是少有的严厉。
得到手诏后，杨嗣昌已经决定立刻进兵，不再有片刻迟缓，哪怕他知道现在官兵虽然云集，但缺乏主力，没有一锤定音的力量的力量，但皇帝不知道，崇祯对中原大局很不清楚，对李自成暴涨的实力没有认识，还以为流寇如前几年那样，只要官兵云集，就能大获全胜。
皇帝在宫中脑‘门’一热，就会立下手诏，催兵部督战，这样的情形，杨嗣昌很清楚，但他明白，自己已经失了圣眷，不论是辩论驳回还是抗旨不遵，下场都会十分凄惨……皇帝对诛杀武将顾虑重重，对杀戮大臣却是没有丝毫的顾忌，崇祯早年时，杀兵部尚书王洽，杀蓟辽总督袁崇焕，皇帝当时未满二十，却是说杀便杀，杀大臣如屠一‘鸡’，根本浑然无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