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在隋唐之人看来，同为戎狄入中原，石赵、慕容鲜卑仍是戎狄，前秦则已经具有部分正统地位，到了拓跋鲜卑因为完全施行汉礼，已经被认为取代纯正的汉人南朝，而自承正朔。到我朝洪武建基，认为元朝“行汉制、引汉员、遵儒道、秉纲常、订田宅”，也就是遵守了儒家的纲常礼仪，维护了私人土地制度，所以虽然是“胡虏”，也承天命，是正统。不光是本朝洪武爷是这个心思，就连圣人也是这般心思？”
要说朱元璋有这个心思，站着朝堂上的官儿不好反驳什么，毕竟杨峥所说的这些可都是有史书可查的，不少官儿都是来自洪武一朝，对于洪武爷当年的心思也知道一二，要说洪武爷以布衣之身，荣登大宝，不给自己来个什么天命无常，有德者居之都不好意思坐这个皇位，所以他必须蒙古人统治的合乎天命。唯有元朝是正统，他这个淮右布衣才是正儿八经的天命无常，有德者居之了，为了彰显自己皇位得来的合法性，洪武爷才不得在《谕齐鲁河洛燕蓟秦晋民人檄》中说：“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内外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正式承认鞑子的正统合法性，帝王的心思，他们这些做臣子的自是不好说什么，可要说就凭洪武爷说了这么几句似是而非的话儿，就让他们接受鞑子就是正统，那这正统来得也未免太儿戏了，中原文明延续了数千年又有何种意义，所以在正统与夷狄这个问题上，他们极少从帝王的文字记录上去寻常，谁都知道千古明君李世民还说过华夷一家亲的话，人家可把华夏正统当一回事，有这个皇帝做了榜样，后面的皇帝大多有样学样，所以读书人对在这个华夷的问题上，从不以皇帝的诏书上为准则的，他们更多的是植根于《春秋》以及《仪礼》、《周礼》、《礼记》、《尚书》，以文化礼义作标准，这些可都是圣人之言，在没有比这个更有说服力。
此时听杨峥提起圣人之言，顿时人人精神为之一震，高谷，高衷彼此看了一眼，神色间闪过一丝喜色，那意思再明显不过了，就怕你说的不是圣人之言，看你这次能说出什么花来。
杨峥将众人神色看在眼里，不动声色的一笑，要说这几日他什么也没做，那也不尽然，自从与杨士奇泛舟游海回来后，他便在一头扎进书堆里了，要说以他的水准根本理解不了什么圣人之言，好在他这个前任翰林院掌院还有些威信，派人送了信儿，立即将曾鹤龄、邢宽、林震等当朝天之骄子给请来了，这帮天之骄子，虽不及那些老学究那般终日以书为伴，但也是饱受十年寒窗苦的读书娇子，尤其是曾鹤龄状元及第后，历官翰林院修撰、侍讲，至侍读学士、奉训大夫。参与编修《成祖实录》、《仁宗实录》实心任事，屡受嘉奖，多年的翰林院让他学识越发渊博，圣贤之书算是被他融会贯通了，不过三日的功夫，便一举解决了杨大人的难题。
经过三日的生搬硬套，今日的杨大人不敢说信心十足，但自信足够应付高谷这帮书呆子了，眼看二人投来轻视的目光，也不在意，微微沉吟了片刻，道：“孔子作《春秋》曰，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也就是说，夷狄到了中原地区，习用了华夏文化习俗，他们就成了华夏族，而中原华夏族如果进入了边远地区，习用了夷狄的文化习俗，他们就成为了夷狄，是夷狄还是华夏不在于血统，而在于所习用的文化，就是说华夷之辩不是血统上的区别而是文化上的差异。孟子老人家也曾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虞舜被尊称为中国先圣。显而易见，这里的“中国”应该包含“东夷之人”和“西夷之人”。早在尧舜禹时代，就形成了“天下一体”、“华夷一体”（中华一体）的观念。尧舜分天下为九州，将东至海、西至流沙，形成“九州”、“五服”的“天下一体”体系。他老人都认为中国的任何一个民族只要他有志气有才能，都可以统治中华成为圣王正统，鞑子行的是我汉人的制度，百余年来也曾行使仁政，如何就算不得华夏正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