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峥此时悄无声息的融入逻辑学，莫不是希望在大明不久的将来，能带来一场文艺的复兴。
他知道在这个时候，由于信仰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不断入侵东罗马（拜占廷），东罗马人带着大批的古希腊和罗马的艺术珍品和文学、历史、哲学等书籍，纷纷逃往西欧避难。一些东罗马的学者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办了一所叫“希腊学院”的学校，讲授希腊辉煌的历史文明和文化等。这种辉煌的成绩与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后，其优越性与黑暗的比较，使得人们追求的精神境界是一致的。于是，许多西欧的学者要求恢复古希腊和罗马的文化和艺术。这种要求就像春风，慢慢吹遍整个西欧。文艺复兴运动由此兴起。
其实今天的西方世界，其人文精神与国家制度，无非就是古代希腊与罗马时代的复制而已，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代，除了增加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外，和古希腊城邦时代没什么区别。也就是说，如果希腊或罗马的时代多延续一些时间，人类会更加进步。这在东西方都是一样的，除非科学技术压倒性的优势，否则高等文明往往会被低等的征服，等到这些低等文明再发展起来，已经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
日耳曼蛮族进入罗马只会去掠夺财富，就像十字军进入君士坦丁堡和耶路撒冷一样。所谓资产阶级，就是生意人而已，做生意，交换物品，从人类的食物吃不完就已经出现了。这些生意人走遍当时的已知世界，开拓了视野，了解到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明白了世界不是只有一种声音，人文主义复兴已经不可避免，中国文明发展数千年，到大明的时候，可以说已经成熟，差的只是一个切入的机会而已，而他就要给这个机会。
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是一个崭新而严谨的新领域，他有严谨的体系，概念和范畴、判断和命题、证明和谬误等等，进行了科学的阐述，可以说逻辑学是一门论证学问的工具，这个问题，亚里士多德也注意到了，所以他将这门学科命名为《工具论》，此后，他将学问的论证，分为‘从个别到普遍的归纳’和‘从普遍到个别的演绎’两个过程。他肯定前者，认为归纳法是有说服力的，也便于学习和使用；但是更着重研究和总结的是演绎推理，并总结了推理的三段论法，简单说便是‘如果甲是乙，且乙是丙，那么甲也是丙。’
这个看似简单的推导过程，其卓越意义在于，将人的思维推理过程总结成这样一些抽象符号，更便于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研究其内在的规律姓；而且他系统地对论证过程中可能发生的谬误，进行了分析和分类，归纳出十三种发生谬误的情况，这对于教给人们进行严谨的思维推理，是具有非凡意义的。
因为通过逻辑推理得出来的结论，是客观且经得起考验的……它既具有经验基础，同时又读力于经验——是依赖于公理、推理规则和定理的客观真理；而且这种真理的本质也是普遍必然的，它揭示的是事物的普遍本质的。
对于欧洲的文艺来说，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功不可没，造就了一系列的科学革命，让一直领先的中国，开始落后于西方，可以说正是这场逻辑学带来的功效，他让世人在通过辩论之余，获得对未知领域的真理的认识，以事实说话，无疑是最有力的话语权，
这无疑是更客观、更少争议、更易懂得、更易传承的认识方法，也是科学体系建立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杨峥相信大明的将来，必然是辉煌的时代。
独自思索了这一会儿功夫，众人已经开始对这个学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也难怪，杨峥在选择逻辑学的时候，就打上了格物穷理的幌子，而对于朱熹的学说，不管是喜欢的，不喜欢的，都抱着好奇的心里来窥觊一番，而这正是也杨峥要的效果。
“穷究事物道理，致使知性通达至极。“格，至也。物，犹事也。穷推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未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 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贯通，则众物之表裏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故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观理，以格夫物。格者，极至之谓。如“格于文祖”之格，言穷之而至其极也。“
曾鹤龄大声道：”朱子所说的事物，包括自然界的事物，但主要是社会事物，包括读书和待人接物。比如考察如何孝顺父母，如何忠诚于君主等等。陆九渊和王守仁认为，心既然是理的凝聚，心也就是理，因此，要认识理，不必去考察外界事物！这与大人所言似有不同吧？“
杨峥笑道：“自是不同，世人皆欲得圣贤之道，然多侈谈虚无，诧为神奇，是致知不必格物，希顿悟为宗旨，而流于荒唐幽谬，其去真实之大道，不亦远乎？本官今日要说的是让你们通过去推理，去伪存真，认清楚事物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