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解决了地雷的保险问题，但是现在又有一个问题摆在了赵军的眼前。那就是红警基地远在包头，就算现在制造出来了，也需要将近二十天的时间才能够将地雷运输到库伦。
而日军第三军的行军速度，每日约为二十到三十公里。按照这个速度，二十天后，日军第三军就要兵临城下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赵军不得不转而求助于一些土办法。先期用来应急。
所谓的土办法也就是，用大盛魁提供的盒子等容器，里面装满了随军携带的炸药，再在上面装一个踏板，踏板下面用弹簧将钉子架起，在下面放一块雷~汞，人踩下去就会爆炸。
这种土办法很快的被运输到了前线，并被应用了起来。
一时间，整个草原上都有着大量的红警龙骑兵和其马背上带着的土地雷的影子，而在这个时候，日军就糟了殃。
在日军第三军大部队行军侧翼，有一个日军骑兵中队正警惕的看着四周的覆盖着冰雪的草原。而打头的则是一名穿着黄色毛呢大衣的日军中佐，这名日军中佐只有一米五，骑在高头大马上，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正在走着的时候，这名中佐所骑乘的马匹在行走途中，突然之间，一个马蹄像是踏空了，这个蹄子直接就陷进了地里，顿时就是一个趔趄，而在马背上的日军中佐也被牵动的身体向前倾了一下。但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就听的一声爆炸的声音从他的身下传来。
一般而言，制式的反步兵地雷装药大概是一百克t~n~t，同时里面装有大量的钢珠。然而这一次，红警龙骑兵们并没有搞到钢珠，所以在里面全部填充的是炸药，足足有八百克，是普通地雷装药量的八倍，而且还是爆炸威力远远超过t~n~t的苦味酸炸药。结果导致了这名日军中佐和他所骑乘的战马都被冲击波直接掀翻，飞到了空中，离地有超过三米。又重重的摔了下来。摔下来一看，这匹马的一条腿已经被炸的没有了，同时又因为是背部着地，那名日军中佐先是被冲击波冲到了天上，而后又因为马镫的原因来不及脱离马匹，直接被马匹压到了地上。如此重的重量，直接将这名日军中佐给压的浑身骨骼碎裂，七窍流血，连一句惨叫都没喊出来，就死了。
而其他旁边的日军骑兵所骑乘的战马被不同程度的惊吓到，向着四周狂奔。又触发了数枚地雷。踩到地雷的人不用说，死法和这名日军中佐一样，而那些只是在旁边的人，只是不同程度的受了一些伤，但是因为地雷埋藏在地下，所以冲击波里会夹杂一些泥土和砂石，落入人体内会导致感染。但是因为现在糟糕的医疗技术，还有抗生素以及磺胺并没有发明出来的缘故。
1929年英国细菌学家弗莱明在培养皿中培养细菌时，发现从空气中偶然落在培养基上的青霉菌长出的菌落周围没有细菌生长，他认为是青霉菌产生了某种化学物质，分泌到培养基里抑制了细菌的生长。这种化学物质便是最先发现的抗生素--青霉素。
1932年，德国化学家合成了一种名为“百浪多息”的红色染料，因其中包含一些具有消毒作用的成分，所以曾被零星用于治疗丹毒等疾患。然而在实验中，它在试管内却无明显的杀菌作用，因此没有引起医学界的重视。
同年，德国生物化学家格哈特·杜马克在试验过程中发现，“百浪多息”对于感染溶血性链球菌的小白鼠具有很高的疗效。后来，他又用兔、狗进行试验，都获得成功。这时，他的女儿得了链球菌败血病，奄奄一息，他在焦急不安中，决定使用“百浪多息”，结果女儿得救。
1939年，格哈特·杜马克被授予诺贝尔医学与生理学奖。
因此，这些受伤了的日军骑兵只能祈祷自己的伤口不会感染，否则下场只能够是等死。
日军第三军的主要行军队伍是在众多的骑兵中队的掩护和警戒之下，并且第一天埋设的地雷数量并不是很多。因此，第一天的地雷只是让日军的骑兵中队受到了一定的损失，死亡一百二十多人，受伤有两百三十多人。当天晚上，第三军的临时指挥部内，第三军司令乃木希典大将虽然因为这个消息而皱眉，但是，他看了看桌子上的两份电报，这两份是从大本营和满洲军司令部发来的，却也只能下令继续行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