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德国病理学专家莱德奇发现了空气传播病菌会使伤口感染，从而认为人们讲话的带菌唾液也会导致伤口恶化；于是，他建议医生和护士在手术时，戴上一种用纱布制作、能掩住口鼻的罩具，从此，口罩就成了医疗中的重要工具。
“不过中国人没有戴口罩的习惯，要想说服他们佩戴口罩可不容易啊！”沈隆叹了口气，在此之前，中国其实已经有了类似口罩的产品，只不过那时有钱人家出行遮蔽尘土的，普通老百姓可没有戴这个的习惯，而且生产发放也是大问题。
哎，到了后世，外国人不爱戴口罩，现在却是中国人不愿意戴，还真是头疼啊，沈隆继续说道，“好在临走的时候我已经让医院准备纱布、药用棉等物资加紧制作口罩了，我现在就让玉婷给他们发电报，让他们赶紧把做好的运过来。”
商量好对策之后，沈隆和伍连德马上开始行动，联系东三省总督及各级防疫部门的官员，让他们下令封锁东北的铁路、严禁百姓聚集聚餐，统一焚化疫区的尸体，同时搜集物资制作口罩、石灰水等必要物资。
客观地来讲，从清末到民国，中国的公共防疫实力是一个短暂上扬然后迅速下降的过程，在清末时期，满清政府还能调动全国的力量防止大型瘟疫，毕竟瘟疫在古代也是一项非常可怕的事情，各地的官员们多少知道一些厉害。
而到了北洋政府时期，由于归国留学生的不断增加，以及北洋政府对各地的控制还算得力，所以在这方面的能力比起晚清还有所提升；不过到了花生米这儿可就不行了，这时候谁还有心思去管老百姓的死活啊？一直到了新中国，这种情况才得以改观。
满清政府重视防疫其实也有外部势力施加压力的原因，自鼠疫开始流行以后，日俄在各自控制区积极防疫的同时，不断指责中国政府的无能。
俄国当局不但以哈尔滨的主人自居，对中国人进出严格限制；而且威胁中国政府，如果疫情继续发展，“将用军队保卫哈尔滨”。俄国外交大臣沙查诺夫向德国外交代表主张，制止鼠疫的“唯一办法是俄国在中国北部中心驻扎军队”。
日本人虽然没有俄国人表现得那么露骨，但是他们借口保护侨民，在沈阳设立防疫总局，在长春、铁岭、辽阳、安东、大连等地设立分局，处处表现出过分的“热情”，以至于连美国公使都认为他们纯属“招摇过市”。
日本人所办的刊物公开宣称，“中国忽视消灭流行病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应该被解除他对满洲的责任”，当时日本****的狼子野心，人尽皆知，以至于有人议论，是日本人在井水里下毒，传播鼠疫，清洁水井的工人因此十分忙碌，就连工钱都涨了4倍。
在重重压力之下，1910年12月初，清政府命令民政部和邮传部联合办公，商议防疫办法。摄政王、军机处多次下令东三省总督、直隶总督等切实办理防疫事宜，尤其提醒要注重交通防疫；满清政府还于1910年12月25日，在内廷召开特别的防疫会议，由守卫大臣、内务府、民政部、邮传部、法部、陆军部、大理院等各大臣共同参加研究防疫对策，各级防疫机构开始设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