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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年关事情多则是通例，领导喜欢过年，也怕过年，喜欢过年是因为一到过年，除了奖金之外，还有一笔心照不宣的红包收入，这种看似礼尚往来的人情世故，往往就是一笔相当不菲的隐性收入。
所谓人情世故礼尚往来，实际上领导是不可能给你来拜年送红包的，这种年复一年重复的惯例实际上是单方面的，也就成了后来很多领导翻船之后巨额财产来历不明的来源。
怕过年是因为到了年关上事情繁忙不说，也要考虑一个单位怎么过年，在财政拮据的情况下，怎么从财政那里争取到更多的补充预算，怎么来把单位里一帮副职们和下属们安抚好，也是一件难事儿。
至于说像陆为民这样的，那就更得费神操心怎么从各处筹集到资金来应对来自各处的需要，这几乎就是一种煎熬。
看见一帮人在从会议室里出去的几个代表一阵劝说下终于慢慢散去，站在窗前的陆为民忍不住揉弄了一下额头，又算是打发了一拨。
今天已经是两拨了，越是逼近年三十，这种事情就越多，而且件件都是老大难的棘手活儿，而且很多并不该你政府来承担，但你却无可回避。
五金工具厂算是县里所谓原来的“四大厂”现在的“三大破落户”之一，之所以四大厂里有一家没有占上“三大破落户”这个名衔，那是因为农机厂已经彻底破产。甚至连破落户都没资格当了。
五金工具厂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也曾经风光过一段时间，也正是在那个时候五金工具厂急速扩张，工人从最初的不到六十人，迅速扩增到了一百二十余人，成为县里当之无愧的第一大工业企业，但是厂子从八十年代末就开始走下坡路，进入九十年代。由于产品不对路，没有及时改型换代，生产线也还是原来的老套筒。无论是成本控制还是生产效率抑或是产品质量都难以和来自江浙那边的私营企业相比，很快就在市场大潮中败下阵来，迅速沦为依靠贷款输血维持的破落户。
连续几年的输血让工行也是不堪重负。谭华才早就放下话来，哪怕是他不当这个行长，他也绝不会再为五金工具厂贷一分一文，除非五金工具厂能够把这两年的欠贷共计一百六十多万先还清，当然他还有一句话留在后边，就算是五金工具厂还清了所有欠贷，他一样不会再为这个无底洞贷一分钱，就像他也知道陆为民不会为五金工具厂投入一分钱一样。
这样的企业早就该自然淘汰，这是陆为民个人极为理智的观点，早已经资不抵债。而且从他企业本身来说，寻找不到重振旗鼓的路子，苟延残喘只会让窟窿越来越大。
但是从县长这个角度来说，他又不得不硬着头皮继续当一次“孝子贤孙”，明知道这是饮鸩止渴。但是还得继续，几乎是强令着魏德斌为五金工具厂贷款二十万，解决五金工具厂这过年职工们的将近半年的工资问题，这显然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的事儿，魏德斌当然不愿意，但是最终还是在陆为民的“威逼利诱”下屈服了。
门轻轻响起敲门声。高远山有些疲倦的走了进来，“县长，他们走了。”
“年复一年都这样，老高，你不觉得是不是该考虑改变一下了？”陆为民转过头来，若有所思的问道：“去年是工行接招，今年我们又逼着信用联社吃哑巴亏，估摸着这二十万能让他们安静到五月顶天了，到时候还要来，这何时是个尽头？政府总不能每次都让银行来接招，这不是办法。[
高远山心中也有些发紧，但是一时间却又找不到合适的言语来回应。
陆为民一直对这几家县属企业的情况颇有微词，在担任副书记时就曾经提到像这样没有发展前途没有竞争优势的企业，政府不能当保姆，该放手要放手，澡盆里培育不出游泳高手，只能把它们推向市场让它们去自己拼搏。
除了五金工具厂外，还有县一建司和县毛巾床单厂，一建司还能勉强凑合着过，但是县毛巾床单厂情况和五金工具厂相似，举步维艰，没有银行贷款输血，也只有破产倒闭的份儿。
高远山分管工业经济和企业这一块，陆为民言外之意很明显，那就是要考虑适时推动国有企业改制，这也是高远山最不愿意触及的问题。
如果说对乡镇企业产权量化改制都已经招来不少舆论攻击了，再要在国营企业改制上做文章，高远山琢磨着这双峰可真就要成为风口浪尖的焦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