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瑀被独孤策一句话问得僵立当场，内华夏，外夷狄的道理他自然明白，可偏偏独孤策这话说的，让他没办法往下接。
李世民看的也是一愣，萧瑀在朝中可是出了名的言语上不让人，就是魏征也时常被他问得哑口无言，今日竟然被独孤策一句话问住了，倒也是稀奇。
“独孤策，朕给机会让你自辩，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独孤策忙道:“启奏陛下，方才萧大人口口声声称微臣狂悖不堪，肆意妄为，皆是因微臣打了倭国使臣，微臣因何动手打人，方才微臣也已然说了，皆是因为倭国使臣不尊我大唐王法，打伤我大唐子民，臣因一时义愤，这才出手，陛下若是不信，赵国公长子长孙冲当时与微臣在一处，可找长孙公子来问。”
李世民闻言，目光投向了长孙无忌:“辅机！可有此事？”
长孙无忌忙道:“确有此事，昨日犬子也曾对臣言，独孤策确是因东瀛使臣酒醉闹事，殴打我大唐子民，这才一时义愤，出手教训。”
最终，长孙无忌还是决定站在独孤策一边。
长孙无忌会这么决定，倒也并不稀奇，长孙氏一门如今虽说风头正盛，可却也难免会有高处不胜寒之感。
家中父子，兄弟，叔侄尽皆身居高位，公众更有长孙皇后，朝中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盯着他们家，伺机寻他们的错处。
正因这般局面，当初李世民登基，欲以他为相，他才不敢受，反复推据了多次。
他尚且战战兢兢，更遑论家中小辈。
长孙无忌让长孙冲与独孤策来往，为的不过就是日后能相互有个照应。
李世民听了，怒气倒是消了几分，倘若是倭人闹事，独孤策出手教训，惩戒一番，倒也不为过。
可萧瑀显然并不这么认为:“即便是东瀛使臣有错在先，也有长安县衙料理，况且还有鸿胪寺代为约束，你身为当朝国公，却不知检点，于闹市与人大打出手，打的还是外邦使臣，岂是一时义愤便能说得过去的！”
独孤策冷笑道:“如萧大人所言，本官眼见我大唐子民被外邦丑类欺侮，就该置之不理才对？”
萧瑀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徐国公的确是逾越了！”
独孤策又道:“若是有人当街杀人，萧大人恰好撞见，难道也不闻不问？”
萧瑀闻言，一时间却不好反驳，无论怎么说，都要打自己的脸。
一旁的孔颖达道:“这是两回事，昨夜之事，毕竟涉及两国邦交，岂能等闲视之！”
独孤策道:“于本官而言，这就是一回事！倭国丑类昨夜既然敢欺凌我大唐子民，焉知有朝一日，倭国不会为祸大唐！”
独孤策这番话讲出来，满朝皆惊，有人对独孤策说法嗤之以鼻，有目光长远的，则不禁眉头深锁，细细思量了起来。
端坐在龙椅之上的李世民也是思虑良久，道:“独孤策，你方才所言，可有凭据，倭国不过化外小邦，其民不知礼仪，蒙昧无闻，如何能作得我大唐天朝敌手。”
孔颖达闻言，随后也道:“陛下，徐国公所言，以臣闻之，不过杞人忧天，我大唐富有四海，国力何其强盛，倭国不过搓尔小邦，正如陛下所言，其民不知礼仪，蒙昧无闻，因仰慕我天朝，遣使来归，虚心求教，正需我天朝上国，泱泱大邦施以礼仪教化，端其形，正其心，使其百姓得意康乐，岂不功德无量，似徐国公所言，尽皆不是正理。”
孔颖达说完，朝堂之上不少大臣都不免随声附和，称赞孔颖达所言，才是孔圣人所言的有教无类。
独孤策听着，心中一阵气恼，满朝诸公谁能想到，若不是他们今日这般倾囊相授，区区三岛倭奴可以能脱离蒙昧，日后更是何以能为祸中华。
后世的中国也讲究大国责任，对落后的国家，不惜倾尽所有的帮助，可那不过是当时的国际环境所迫。
比如美国同样也是大国，更是第一强国，可谁曾见过美国人真心帮助过落后的国家？
如今的大唐，就好比日后的美国，都是站在世界巅峰的，既然已经处在了世界巅峰，那么所谓的大国责任又值得什么？
大唐现在要做的就是始终都站在世界的巅峰，竭尽一切所能抱住现在的领先地位，而不是将自己先进的文化，技术对外输出，帮着其他国家缩短与大唐之间的差距。
独孤策抬头，见李世民听了孔颖达的话微微点头，显然也认同了这种说法。
正如独孤策所想，李世民的确心动了，对化外小国施以教化，让那些小国对他感恩戴德，只是想想，李世民心里都美得很。
独孤策见状，可不敢让李世民当真沉浸在那种无谓的虚荣之中，冷笑一声道:“如孔大人所言，大唐身为天朝上国，泱泱大邦，对待化外之国，蛮夷之邦，就该理所当然的承担起教化之责！？”
孔颖达听着朝中同僚对自己的一片称赞，不禁洋洋得意，道:“这是自然！”
独孤策闻言，心中暗笑，面上却一副恍然大悟的模样，道:“老大人所言，诚为有理，既然如此，微臣请陛下降旨，也派人去教化突厥，将我大唐的冶炼，医道，倾囊相授，也好早日让突厥之民得享我大唐恩泽！”
独孤策这话一说，不单单是李世民，就是朝中的那些武勋也不禁变了脸色，程咬金当即叱道:“胡说八道，突厥与我大唐分属敌国，岂能将我们自家的本领传授给突厥人！”
独孤策道:“大人所言，倒也在理，可是方才孔大人所说的，我大唐乃是天朝上国，泱泱大邦，教化蛮夷乃是大唐的本份，既然倭国来使，我大唐都应当施以教化，突厥同为蛮夷，我大唐又如何能区别对待，倘若只教授倭国，不去教化突厥，岂不是有失我大唐天朝上国的身份了。”
孔颖达被独孤策一番话说的，面色一阵涨红，半晌才道:“你这分明是强词夺理，突厥为祸大唐西北，乃是我大唐的劲敌，可倭国国小民弱，又与我大唐间隔大海，本就不足为患。”
独孤策闻言，厉声道:“昔日突厥人不过是一个弱小的部族，且能发展壮大，为祸西北，武德九年更是一路南下，兵逼长安，大人又如何知道，有朝一日，倭国不会效仿突厥，成我大唐的祸患，况且，突厥不懂冶炼之术，尚且能壮大如斯，如大人所言，若是我大唐对倭国倾囊相授，倭国日后岂不是要比突厥更加强大，若是当真有那一日，不知是大人统兵御敌，还是在下为国效命沙场！”
独孤策道:“孔子作《春秋》曰:‘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也就是说，夷狄到了中原地区，习用了华夏文化习俗，他们就成了华夏族，而中原华夏族如果进入了边远地区，习用了夷狄的文化习俗，他们就成为了夷狄，是夷狄还是华夏不在于血统，而在于所习用的文化，就是说华夷之辩不是血统上的区别而是文化上的差异。
后孟子承袭了孔子这样的民族区别的观念，进一步提出“中国圣王无种说”，认为中国的任何一个民族只要他有志气，有才能，都可以统治中华成为圣王正统，有言:“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人也，文王生于歧周，卒于郢，西夷人也。”更强调要“以华变夷”，反对“以夷变华”这里的“变”是“改变”的意思，就是要用华夏的文化礼仪制度来改变四夷的文化礼仪制度，把四方之民纳于华夏文化之下，化“夷”为“华”，也就是主张民族同化融合。
儒家学说的华夷之别，非血统之别，乃文化之别，华夷之辩也就是华夷之别，认为华夏族和四夷之间的区别不是血统上的区别，乃是文化上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