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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这一次你死我活，何建兴便是再蠢，也清楚他已彻底得罪了太子、解缙人等，更知道，自己已是自绝于清议，至少在这金陵，他已成了过街老鼠。
但凡如此，既没有卖乖讨好的可能，那么也唯有破罐子破摔了。
何建兴知道自己能在这尚书的位置上是依靠什么力量，知道也懂的自己理应做什么，该怎么做，才能巩固自己的地位。
于是乎，他走马上任，立即便开始力排众议，预备迁徙人口了。正因为此事，古朴才完蛋，这户部之中，何建兴这代任的尚书既然决心将此事做下去，那么，谁敢反对？
一场浩浩荡荡的迁民运动便拉开了帷幕。
江西、闽粤、云贵各省的民户本就都是在册的，不过在册的民户，何建兴并不打算动，他的目的却是在逃户上头。
洪武开始，大明实施的乃是极为严格的黄册制度，所有人都必须编入户籍，从民户到乐户、兵户乃至于医户、匠户等等，划分之细，可谓前所未有。
只不过制度是制度，可是由于户籍森严，有许多严苛的要求，如此一来，反而导致逃户人渐多了起来。
这其中，在福建、两广、云贵等地最是严重，因为那儿本就是人多地少，土地亦是贫瘠，若是按照朝廷的规定，一旦粮食减产，怕大家早就饿死了，为了不饿死，只能逾越自己的户籍，去做一些别的营生，又或者，直接流窜出去。
逃户和流民，也就出现，在江西、两湖和江浙一带，这种事其实并不多，大抵是因为这儿较为富庶，朝廷的管制也更为严格，而其他地方，问题却是极为严重，其中最重要的是，在这逃户背后，却有一条至上而下的利益链条。
这其实就是整个大明王朝的缩影，朝廷严令禁止的事，反而就成了士绅集团们谋取利益的手段，就如逃户，往往收容逃户最多的，却是这些士绅，理由嘛，无非只有一个，就是逃户从乡中逃荒出来，走投无路，寻常人家，哪里敢收留，毕竟一不小心，就可能遭来灭顶之灾，可是士绅们却是不同，他们在官府有关系，不怕有人刁难，而对他们来说，逃户往往比民户雇佣起来价格更低，只要保证他们饿不死，便可让他们乖乖给你做活，反正他们也无处可去，即便是随意打骂、凌辱，甚至是打死，也没什么关系。
因而逃户问题，说穿了就是士绅的问题，同样一个道理，朝廷严禁出海，士绅们则因为有特权，便可以出海，别人都出不得，偏偏自己能疏通关系，便达到了垄断的目的。再有行商，大明朝对商贾极为不友善，一般的人家，行商几乎等同于找死，随便得罪了一个县中小吏，都可能让你家破人亡。士绅却不同，他们往往退居幕后，抬出个人物出来做买卖，他们提供关系，台前的人为他们积攒财富，有了关系，才能保证挣来的钱财不会被人抢夺，不会随意被沿途关卡吃拿卡要，因而在这朝堂之上，哪一个大臣的背后没有那么一个商号，这些商号看似和他们无关，可是走南闯北，明眼人都知道这是他们的关系，谁敢刁难。
这也多亏了洪武他老人家，因为种种的金陵，却等同于给这些可以无视禁令的人一个垄断的发财捷径。其实他们未必就是贱商，因为他们的小舅子、三外甥和七舅老爷们，多半都在经营着商号，每年将大把大把的银钱送进他们的府上，他们贱商，贱的只是平民的商贾，是以谅山为首的一批商人，而绝非歧视官商。同样的道理，他们也并非支持禁海，他们禁的只是寻常下海贩货的百姓，因为禁了他们，自己有本事疏通关节，自然而然，会有自己的代理人将货物送到天下各处，也正因为这样的垄断，同样一匹丝绸，可以获得数十上百倍的利润。
逃户大抵也是如此，对于逃户，他们自是口诛笔伐，恨不得将这些无视朝廷法令的刁民个个剥皮充草，可是话又说回来，收留逃户最多的，怕就是他们的亲戚和朋友了，其实这并不矛盾，逃户可以逃，别人却不能收留，若是人人可以收留，逃户们有了去处，自然而然也就有了议价的资本，可是逃户别人不能收留，想要活命，想要不被官府捉拿，就只能进我的门，那么自然而然，逃户在他们眼里，便形同了畜生，甚至价值比畜生还要低廉，足以供他们盘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