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单天灾不算什么，天灾也比不过人之智。
单单人祸也不可怕，愚人之智也不比明智之人。
天灾人祸赶在一起才可怕。
这次天灾人祸，可以追溯至嘉靖皇帝在位期间。
为施行新法，两京一十三省都在重新清丈土地，北方新法正在施行，从前各式赋役种类繁多，张居正施行一条鞭法的初衷并非是让百姓少赋役，而是在不给百姓增添新赋役的情况下，让官府收到更多赋税。
过去是种麦的收麦、织布的收布、采矿的收矿、捕鱼的收小鱼干儿，征收时间不同，太过繁琐不说，关键是各类名目有各类胥吏征收，各种人在其中上下其手，导致无效税收过多。
就像清丈土地是为把别人藏起来避税的土地找出来一样，大部分税种以银定税。
程序少了，被人贪墨的机会也少了，以减少无效税收的方式来增加财政收入。
但问题出在一条鞭法是南税，有浓烈的地方局限，局限在银。
南方百姓用银的多，因为银多，海商、银矿、海外输入，大量银集散在江南、闽广一带，由沿海向中原辐射，但不包括宣大。
陕西宣大的百姓还是用铜钱的多。
税收方式一改，这边银价就高的，一高在铜钱换白银；二高在过去交税的实物换白银。
过去交税时间紧挨着大收，那会百姓手上粮食最多，这个时间收税是体恤百姓；如今税法改了，还在这个时间收税，大收时百姓手里都没银子，就要用粮换银，人人都换，粮价最低，要用更多的粮来交一样的税。
所以税就重了。
不受灾还好，一受灾，谁都吃不住。
嘉靖皇帝之前，朝廷太仓有银有粮，每逢遭灾立刻能赈。
等到隆庆皇帝接手帝国时，别说太仓没银，九边军饷都发不出，还指望拿什么赈灾？那些年都是漕银漕粮赈灾。
太仓一直没存下钱粮，抗风险能力就弱了。
而且这事还怪陈沐，如果没有陈沐，流入朝廷的白银会少许多，白银成为税务流通货币也会晚一些。但因为他，直接或间接流入大明的白银量剧增。
与民间流入白银相比，他每年塞入户部的白银其实仅为冰山一角。
阴差阳错，致使张居正更早以一条鞭法通行国中。
这一切汇总一处，再加上遭灾时些许奸商囤积粮食，哄抬粮价。
各地守军一时心软，让百姓汇聚于延庆三卫之地，数万张嘴哪里是三处卫所能养活的，而且这些百姓越聚越多，别说居庸关，就是一座大府城都只有坐吃山空一途。
问题随之而来。
赵士桢既在南洋办事，又在张居正府上住了半年，整个一条鞭法通行来龙去脉他更清楚，江月林几句话对他来说是捅破了窗户纸，一点就透。
这不是天灾，仅仅天灾，不会让百姓背井离乡，更不会让人拖家带口逃到居庸关来，想要进顺天。
这是谁都没有料到的人祸。
摆在赵士桢面前的问题比江月林还重，他无法押银两进大同，他连宣府都进不去。
“赈灾银必须进大同，不进大同，则灾情难遏，居庸关灾民会越聚越多，延庆卫粮食总有吃完那天，真到吃完……”赵士桢咬紧牙关，肃容道：“不堪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