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是偏安一隅埋头种田，我也没有放松过对国朝二次北伐的关注力度，并且针对性的进行纸面和沙盘推演，日复一日的制定种种预案，来锻炼我的参事、参谋和幕僚在内的各套辅助体系和私人班底。
然而
相对对内监控和反间谍手段的完善，淮东镇在对外的情报收集领域，特别是针对北朝的情报刺探，就有些无能为力，或说是一直处在有力使不上的情况下了。
一方面是因为没法建立起稳定的渠道和地下网络体系来，因为长久的情报工作和人员发展，也需要足够的人口基数和民生经济活动，来作为日常的掩护。而这正式民生凋敝的北朝治下，所正是缺乏的条件。
另一方面则是战乱和灾荒造成的，千里不闻人烟而白骨露于野的现实之下，想要把安全而快捷的情报送出来，也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
更别说是让安插的人手，得以深入渗透和成功潜伏到一定位置上的渠道和可能性。
至于从上层来招降纳叛，抱歉，至少我治下的淮东既没有这个身份和资格，也没有足够的名分和条件，来作为拉拢敌方内部的手段。
目前也只有一些针对具体目标的短期武装刺探活动，以及少数个别从难民中招募的返乡眼线和坐探，因此，日常里能够提供给我们消息的层面和价值，都可以说是相当的乏善可称的。
尽管所获的东西相当的有限，但对于西边正在进行的战事，我并不像后方的国朝那些人那么乐观。
战争发展到了这个年代，想要通过一场或是数场重大的胜利，就将一个曾经占据半壁天下的政权，给打垮或是推翻的可能性，已经是概率极小的事情了。
就像是我的淮东军，虽然对面北朝优势的军力，大多数时候重视能够占据上风，或是取得优势性的胜利，但不意味着我军就有能力，重新打进都亟道，乃至攻克洛都的实力。
而北朝虽然大量的失地丧师，但是始终掌握着好些个战略要点和望要之冲。
而这些个要点不能被拔除的话，看起来只剩一口气的北朝，就始终是残而不死，创而不绝的存在，始终都能够从黄河以北乃至西面同样残破的各道，得到更多的兵员、物资和财力的补充。
这就会很容易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国力和资源消耗战了。特别是北朝前些年刚从生死存亡中缓过气来之后，自然就会格外重视和吸取经验了。
而以我对于大梁军队的了解，还真的是乐观不起来啊。
起码在前次北伐的一连串当中，损失了大量精锐和又经验的老兵之后，无论是岭内八道新募集的人马，还是海外的调回来的那些驻屯军，他们的数量虽众却缺乏过往的殿前军或是神机军，那种可以一锤定音的决定性攻击力。
很容易就被拉进了堆人数和拼消耗的漫长拉锯和对抗节奏中去；然后一旦战事被拖到冬天，他们之前所取得的大多数胜利和战果，在呵气成冰的严寒面前也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了。
因此，我能想到最稳妥的办法，也就是步步推进，逐州逐县的巩固和消化，通过委任官吏和移民屯垦等手段；将北朝留下的统治痕迹和残余影响基本消除掉；这样下来一点点的剪除外围的羽翼和屏护，花个三五年时间大概可以逐渐推平或是困死洛都方面的抵抗和努力。
然后还要尽管避免和防止，洛都方面的当权者铤而走险出逃河北或是河东，继续负隅顽抗下去的可能性。
但这个前提是，大梁有继续支撑下去的底蕴，而最高的决策者也有足够的耐心和眼光。
但是我迟迟没有等来江宁方面，关于观风团沉船事件的处置意见和定性表态，却等来了以大本营名义发出的另一份东西。
由一位白发苍苍的中使康履带来的，一份相当严厉的训诫令和处罚意见。
“孤绍膺骏命，制曰：斯淮东制置同六州镇抚司事……离乱永久，雅道沦缺，……不问本职、兵起私衅……是问，安得臣本乎……”
对方站在我面前大声宣读着，同时跪听受制的左右，却是都已经露出某种紧张或是惊讶，失落的表情来了。
却是在严词训令我假公济私无端起畔，擅自出兵干涉外藩事务的种种不法之过，并由此决定夺平海将军，罚俸三年，减爵和消去勋位的处置意见，不可谓不够严厉了。
连带勒令淮东军马马上从安东退兵归还本镇而不得稍有延迟，余下事宜听凭朝廷处分而不得擅作主张。却是有分量的人士在南边的朝堂中，告发了我在安东之地的种种作为。
当然了，尽管如此这也不算是太大的问题，相比近水楼台的淮东之地，远隔千里之外的朝廷毕竟是鞭长莫及，很难做到有效的监控和管制的。
而我也早已经从安东之地撤军了，朝廷真的要追究下去的话，我大不了一声令下，让驻留在辽西五州和半岛三州的那些人马，就地换个旗号和马甲，以罗氏诸侯旧部的名义继续驻留下去。